浅论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林 海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功能和程序安定性间的相互关系，在初步分析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必须从制度上建立起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的救济性民事再审制度，以取代现行国家司法监督权为主的监督性民事再审制度。并着力阐述了建立这种救济性再审制度的构想——当事人诉权为权利基础的 “再审之诉”，目的一方面切实解决当前申请再审难的现状，另一方面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民事诉讼 审监完善 再审之诉
引言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民事再审程序，是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设立该程序的立法目的旨在对法院生效裁决，发现确有错误的，仍有通过法律程序得到纠正的机会，从而有效保证裁判的正确性、合法性，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审判工作的权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监督程序已成为维护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最后一道关口，其法律地位和社会作用不容忽视。
但是，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及影响，1991年立法时普遍认为我国民事纠纷领域里面，大部分涉及到国家或国有企业，关系到国家和集体利益，国家、社会、个人合而为一，民事案件不存在绝对的公私划分。因此这一程序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体现了浓厚的国家职权主义色彩和人治思想，程序设计上集中体现了“五个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和条件无限。十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民商事交往日趋频繁，各种新型复杂的民事诉讼案件不断出现，作为特殊救济程序的民事再审程序凸显严重的滞后性，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状况与其所应承载的职能相去甚远，显现出的诸多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已引起了立法部门及司法理论实务界的广为关注和探讨研究。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已将改革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作为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此，笔者从分析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的问题出发，结合我国司法审判工作的实际，着重谈谈完善现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主要权利基础的“再审之诉”的思考。
一、现行我国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分析
（一）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再审程序指导思想问题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
将其作为一种司法原则，作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它与民事诉讼的目的相悖，与审判工作的规律不相融，与程序本位的现代司法理念不符。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司法机关而言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错误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实际上，民事诉讼中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依法公正、有效、及时地处理纠纷才是诉讼的目的。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真实，裁判结果正确与否只能讲相对性，那种要求法院裁判都必须达到绝对客观、真实、正确的想法，仅仅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一味强调客观真实，审判中就会造成拖延裁判、强迫调解、审委会干预裁判和频繁再审等后果，既不能充分实现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也不能达到民事诉讼保护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目的和解决纠纷的目的。事实上，审判实践中完整无缺的裁判和必须再审改判的裁判都是极少数的，绝大多数的裁判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但这些并不足以导致改判。2005年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435547件（人）次，审查申诉和申请再审196342件，其中符合法定条件进入再审程序的有47902件，审结46468件，改判15867件，仅占当年生效案件总数的0.31％。
由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忽视了民事诉讼正当程序公正的价值，忽视了程序的安定性，忽视了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采信原则，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致批判。
（二）关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的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当事人在法律上都是再审程序的启动者。但十几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多元化并没有产生立法预期的效果。一方面，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然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另一方面，一些无须再审的案件，却反复多次再审，甚至有的案件经过上下多次再审后最终回到了初审的裁判结果，既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又浪费了国家极其有限的司法资源，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也受到严重破坏。主体多元化问题已成为近年各界讨论争议的热点。
1．法院依职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有悖于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司法实践中的负面影响颇大
（1）现代民事诉讼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法院居中裁判、不告不理原则，其本质特征是双方当事人平等抗辩。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启再审程序，不可避免的干预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先入为主与主观臆断的存在使法官的中立性受到影响，再审裁判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有悖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将法院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主体，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除了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诉讼法典中可以见到外，几乎再无相关的佐证；理论上与国际上通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也发生冲突，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2）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民事诉讼的程序安定性，不利于法院权威性的确立。生效裁判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具体结果，法院更应当自觉带头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法院自行启动再审虽是建立在有错必纠、自我纠错的原则上，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自我否定；但此举却使法院自身始终处在“自相矛盾”之中，无论再审结果对原生效裁判是维持还是改判，都难免使当事人或第三人产生各种疑虑和合理怀疑，胜者担心裁判是否还会再审更改，输者怀疑裁判是否公正仍继续申诉。其结果法院的权威性在大众心目中大打折扣。同时，司法实务中法院自行启动的再审案件大量存在着 “人难找”、“庭难开”、“证难举”、“事实难认定”等现象，再审工作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目前，无论理论界还是司法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应当废除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程序的规定，笔者对此也有共识。事实上，当事人的申请、检察机关的抗诉、利害关系人的申诉都能够成为错误生效裁判得到纠正和弥补的有效途径。
2．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定位不当，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1）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的审判监督机关，民事诉讼立法赋予其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其目的旨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对社会公益的保护，对弱势群体的援助。现实生活中，检察机关面对大量涉及公益案件其检察监督却显得软弱无力，而对于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诉又显得积极有余。由于对民事监督定位不当，实践中没有较好的发挥法律监督应有的作用，有时甚至发生偏差，抗诉权在一定程度上被随意运用以至滥用。
（2）现有的规定对抗诉条件过于抽象、宽泛，抗诉程序规定不具体和缺乏可操作性，增大了检察机关抗诉的盲目性。大量不当民事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的结果往往“维持原判”，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又危及裁判的既判力，削弱司法稳定性。200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级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案件10107件，审结9949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仅有2677件。
（3）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财产和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纠纷，检察机关运用公权干预一般民事案件，违背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民事权利的原则和当事人平等抗辩的原则，实际上扮演着一方当事人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使对方当事人在不平等的地位下参与民事诉讼，使人们对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产生了合理怀疑。
3．当事人通过申请较难启动再审程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申请再审是我国法律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当事人依法享有诉权的具体体现。由于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法院再审审查的事由、范围及处理方式等规定的简单、笼统化，导致法院的审查过程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透明性，当事人申请后案件能否进入再审，完全取决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得到法院决定再审的只占约30％，而约70％的再审案件是当事人到检察机关和有关领导部门包括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反复申诉或上访，由这些部门或领导“监督”引起再审的。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司法机关在申诉问题的处理上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极易侵害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易使无理取闹的个别当事人借机反复缠诉，到处申诉或采取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当前，申请再审难直接影响了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实现，已成为司法领域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
（三）关于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几个矛盾冲突问题
1．再审事由过于宽泛、原则，导致再审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再审事由是引起再审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一方面在再审条件方面作了极为宽泛的规定，力图为再审申请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但此种后果却忽视了相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造成了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再审法定理由过于原则，致使法院的主导地位过于突出，形成再审申请人诉讼权利形式上的宽泛和实质上并不能得到有效行使的尴尬局面，造成再审申请人另寻途径反复申诉，反而使法院再审案件数量不断上升。
2．阻却再审启动条件虚设化，无限再审成为必然。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虽然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限为两年，但却没有规定申诉时限和再审次数，法院自行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更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在申请时限超过两年的情形下当事人自然将目光投向法院和检察院，极力申诉和缠诉，以期达到再审的目的。败诉的当事人在再审期间届满后仍可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促使法院特别是上级法院以至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反复审理，无限再审使生效裁判长时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3．再审程序规定简单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的《适用意见》，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范条件严重缺省，仅有几条“原则性”规定，在审理范围、程序及处理方式上几乎没有统一的系统操作规程，各地法院执行也不一致，极大地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1日下发了《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2002年7月31日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逐步规范了再审案件审理程序和统一案件的裁判标准，规定了对同一案件各级法院只能再审一次，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部分疑难问题，但仍然有许多问题困扰着司法审判工作，如部分法院决定再审或检察院抗诉案件，审理中当事人或产生抵触情绪，或不愿意参加诉讼，还有许多案件事过境迁，根本找不到当事人。有的诉讼标的（不动产）已被依法转卖了多次，无法实现再审的价值。
4．无条件的中止执行，影响了相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法院裁判生效后，即开始了执行程序，而案件一旦进入再审，原生效的裁判便必须无条件的中止执行。许多当事人正是利用这一点，想方设法使案件再审，拖延案件的执行，有的则乘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其后果直接影响了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原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成为一张“白纸”、一句“空话”。
（四）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若干弊端
上述问题反映在司法实践和现实生活上，凸现出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各种弊端，其主要有：第一，导致诉讼秩序混乱，无限申诉、无限再审使得终审不终，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第二，司法资源巨大浪费，既给当事人形成诉累，又使司法成本不合理地扩大；第三，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受到影响，不断地再审，使已经确定下来的法律关系仍处于悬置状态；第四，造成对司法公正的错误评判，目前提起再审的前提是生效裁判确有错误，过多启动再审程序意味着法院错案多，再审案件一旦维持原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则认为被确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没有改判，显然司法不公；第五，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
二、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
（一）当前学术界关于重构、改造和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几种主要观点
我国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以国家监督权作为基础的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实质上只有法院和检察院两个，都属国家公权监督，其弊端表现显而易见。那么建立以什么为基础和模式的再审程序更为科学合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经过多年的充分研究和探索反思，对重构、改造和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和主张。目前，主要的有六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处于主导地位，检察院处于附属地位，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申诉并无大的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为辅，且他们在发动再审上应有所分工。第三种观点认为，取消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第四种观点认为，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完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建立再审之诉。第五种观点认为，取消再审制度，完善审级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审级体制，对部分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第六种观点认为，按照诉权模式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为制度的主要权利基础，以国家的司法监督权为制度的辅助基础”的再审程序模式。
（二）通过当事人诉权模式为基础的“再审之诉”完善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笔者在从事基层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仅仅进行技术上的补救和微观层面上的调整是不够的，而应当在立法上确立一种既符合中国现实经济文化状况，又与WTO规则和国际公认的民事诉讼理念相适应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科学、合理的民事再审制度，以克服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缺陷和不足。鉴于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突出，各项法律制度和配套机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司法人员及广大民众的法律素质还未达到理想化的层次，那种认为完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中有关再审程序模式，完全弱化或取消国家司法监督权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民事再审中的抗诉权，建立完全单一的由当事人诉权模式形成的再审之诉的认识，与宪法有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规定和我国目前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符，显然是行不通的；另外，“三审终审制”中的第三审程序主要解决的是法院未生效裁判中法律适用问题，其与再审程序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功能，即便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实行三审终审制度，也不可能废除或以此取代民事再审程序。尽管完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视角不同，改革层面不一，但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还是建立一种“将现行的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申诉和申请再审模式诉权化、程序化、法定化”的再审程序模式，以此取代现行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
当前，各地法院受理的民事再审案件中法院自行启动的案件比例逐渐减少，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逐渐增多，以重庆市一中院为例，2003年—2005年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数为439件，已占该院再审案件总数的62.18％，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他各地法院情况也基本相似；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的案件也基本来源于当事人的申诉。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建立以当事人诉权作为主要权利基础之“再审之诉”模式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时机基本成熟。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大力疏通基于当事人诉权的再审启动主渠道，将提起再审的权利主要交给当事人，最大限度体现司法公正和公平，已成为当前再审制度改革的趋势。北京、福建、广东、湖北、江苏等地的高级法院纷纷以各种形式规范和指导本地的再审程序，积极探索和构建以当事人诉权为主要权利基础的“再审之诉”。特别是广东省高院制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法院再审诉讼暂行规定》就是司法实务界积极探索再审之诉，改革和完善再审诉讼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 “再审之诉”模式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构架
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其自身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有别于一、二审程序，民事诉讼法也是单独作为一章予以规定的。民事诉讼中的“再审之诉”就是建立在限制监督性再审，确立当事人申请再审基础上的一种救济性再审程序。下面，笔者结合审判监督工作的体会，对“再审之诉”模式下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主要构架作如下构想和思考：
1. 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 “依法纠错”
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 （第79号公告）
《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已于2012年5月30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5月30日
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
（2012年5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湿地保护，改善湿地生态状况，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湿地的保护、利用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湿地，是指天然或者人工形成、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适宜野生生物生长、具有较强生态功能并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保护名录的潮湿地域。
本条例所称湿地资源，是指湿地及依附湿地栖息、繁衍、生存的野生生物资源。
第四条 湿地的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循严格保护、生态优先、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湿地保护工作的领导，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湿地保护管理经费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湿地保护和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成立湿地保护委员会，组织、协调、决定湿地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省湿地保护委员会由省林业、海洋与渔业、建设、发展和改革、财政、水利、农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旅游等有关部门组成，日常工作由省林业主管部门承担。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成立湿地保护协调机构，组织、协调、决定湿地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湿地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并具体负责有关的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
海洋与渔业、建设、水利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具体负责有关的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农业、旅游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湿地保护和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八条 鼓励各地根据生态建设需要，结合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污水处理等要求建设人工湿地。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因湿地保护和管理致使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还应当作出妥善安排。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湿地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湿地保护意识。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保护湿地资源的义务，有权对破坏、非法侵占湿地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控告。
第二章 规划与名录
第十二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海洋与渔业、建设、水利、环境保护等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开展湿地资源调查，组织编制省湿地保护规划，经省湿地保护委员会讨论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上一级湿地保护规划，组织编制湿地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湿地保护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县（市）域总体规划、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流域综合规划等相衔接。
湿地保护规划报送审批前，应当依法组织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专家和社会公众意见。
修改、调整湿地保护规划应当按照规划制定程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湿地保护规划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提出需要保护的湿地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湿地保护名录前，应当与相关权利人协商，并征求有关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布湿地保护名录时，应当同时公布湿地的范围和界线，标示区界，并逐个确定湿地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 需要将湿地列入省重要湿地名录的，由湿地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省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提出意见，经省湿地保护委员会讨论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省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省湿地保护规划，在征求湿地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意见后，提出需要列入的省重要湿地名录，经省湿地保护委员会讨论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需要将湿地申报列入国家或者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湿地保护名录、省重要湿地名录应当在本条例施行后一个月内公布。
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保护的需要和湿地资源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补充省重要湿地名录、湿地保护名录并公布。
第三章 保护方式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用设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方式对湿地进行保护。
第十八条 具备自然保护区设立条件的湿地，应当依法设立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具备国家级湿地公园设立条件的湿地，可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设立国家级湿地公园。
第二十条 面积在二十公顷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湿地，可以设立省级湿地公园：
（一）具有独特的湿地自然景观和较高历史文化价值；
（二）湿地生态系统在本省范围内具有典型性；
（三）湿地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重要或者特殊科学研究、宣传教育价值。
省级湿地公园应当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湿地公园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设立省级湿地公园，由湿地所在地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向省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湿地资源状况调查报告；
（二）证明土地（水域、海域）权属清楚、无争议的文件；
（三）妥善处理相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方案；
（四）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包括位置、地形、资源分布、土地利用现状、功能分区、保护利用方案等；
（五）证明筹建管理机构并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文件；
（六）其他设立省级湿地公园必需的相关材料。
省级湿地公园跨县（市、区）行政区域的，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共同提出申请；也可以由相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第二十二条 省林业主管部门受理省级湿地公园设立申请后，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审核提出意见，报省湿地保护委员会讨论同意后，予以批复并命名。
除按照国家规定和本条例规定命名外，其他任何场所不得使用湿地公园名称。
第二十三条 省级湿地公园因保护利用不当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湿地生态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的，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修复；经整改确实无法修复的，应当报省湿地保护委员会讨论同意后，取消其省级湿地公园名称。
第二十四条 省级湿地公园的名称变更、范围调整，由省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提出意见，报省湿地保护委员会讨论同意后，予以批复。
第二十五条 面积在八公顷以上，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湿地，可以设立湿地保护小区：
（一）湿地生态区位比较重要；
（二）湿地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三）受保护的野生生物物种集中分布。
第二十六条 设立湿地保护小区，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湿地保护规划，提出湿地保护小区范围和界线的划定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湿地保护小区设立后，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湿地保护小区总体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未设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的湿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湿地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管理和技术措施，保持湿地的自然特性和生态特征，防止湿地生态功能退化。
第四章 管理措施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立湿地执法协作机制，加强对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湿地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协调有关湿地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以及湿地管理机构对湿地资源、湿地利用状况和湿地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估。
湿地资源保护、利用情况和评估结果，由省林业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湿地保护档案，保存湿地资源调查、监测、评估以及保护、管理、研究等工作中获得的各项成果、数据和资料。
湿地保护档案，除依法保密的内容外应当向社会开放。
第三十一条 湿地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湿地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制定并实施湿地保护和管理的各项制度；
（三）对湿地资源进行调查和监测，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四）建立湿地保护和管理档案；
（五）完善湿地保护基础设施建设；
（六）开展湿地宣传、科普工作；
（七）劝阻、制止、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湿地违法行为；
（八）其他与湿地保护和管理相关的职责。
第三十二条 湿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立开发区、工业园区；
（二）擅自开垦、烧荒、填埋湿地，采石、采砂、采矿、开采地下水；
（三）擅自采集野生植物，放牧，猎捕野生动物，捡拾卵、蛋；
（四）破坏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通道，用法律、法规禁止的方式捕捞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
（五）擅自向湿地引进外来生物物种；
（六）向湿地投放有毒有害物质，倾倒固体废弃物，擅自排放污水；
（七）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
（八）毁坏湿地保护设施；
（九）其他毁坏湿地资源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内，除禁止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立工业企业以及其他影响湿地生态功能的生产设施；
（二）采石、采砂、采矿、开采地下水；
（三）违反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湿地保护小区总体规划，建设与湿地资源保护无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四）擅自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第三十四条 在湿地内从事生产经营、观赏旅游、科学调查、研究观测、科普教育等活动，不得影响湿地生态功能，不得对野生生物物种造成损害。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湿地保护规划的要求，对生态功能出现退化的湿地组织生态修复。因缺水导致湿地生态功能退化的，应当建立补水机制，根据湿地生态功能恢复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补水。
第三十六条 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尽量避开湿地；确实不能避开的，应当少占用湿地。
有关部门在编制交通、通讯、能源等专项规划时，确需占用湿地的，应当征求有关湿地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三十七条 占用湿地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湿地生态功能影响评价，并有相应的湿地保护方案。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批准占用湿地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前，应当征求有关湿地管理部门的意见。其中，占用国家或者国际、省重要湿地的，还应当征求省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湿地保护方案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第三十八条 因湿地保护需要临时占用湿地的，建设单位在申请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占用湿地时，应当提交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明确湿地占用范围、期限、用途、相应的保护措施以及使用期满后的恢复措施等。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批准临时占用湿地申请前，应当征求有关湿地管理部门的意见。
临时占用期满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湿地临时占用方案恢复原状。
第三十九条 向湿地引进外来生物物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引种试验。
湿地管理部门应当对引进的外来生物物种进行跟踪监测，发现其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应当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害。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以及湿地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野生动物救助机制，及时受理有关救护报告，对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采取救护措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擅自使用湿地公园名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湿地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擅自开垦、填埋湿地的，处每平方米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烧荒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放牧或者捡拾卵、蛋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排放湿地蓄水或者修建阻水、排水设施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毁坏湿地保护设施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在湿地内从事生产经营、观赏旅游、科学调查、研究观测、科普教育等活动，已经影响湿地生态功能或者对野生生物物种造成损害的，由有关湿地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林业、海洋与渔业、建设、水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可以在法定权限内，依法委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湿地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六条 林业主管部门、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湿地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审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临时占用湿地申请的；
（二）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因保护利用不当，造成湿地生态系统损害的；
（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