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能用罚金折服劳役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0:38:49 浏览:9782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能用罚金折服劳役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能用罚金折服劳役问题的复函
196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0〕院办字第34号报告收悉。关于海关移送走私案件的受理和罚金应否折服劳役的问题，经与对外贸易部联系研究后，答复如下：1．海关根据1954年9月25日司法部、对外贸易部联合发出的“海关移送法院走私案件的几项规定”移送法院的走私案件，当地法院应予受理。2．法院对海关移送依法科处罚金而被告抗延不交的案件，应当强制执行，或根据具体情节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不能以罚金折服劳役。如果查明被告人确实无力缴纳罚金，应与海关协商考虑斟酌减免。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
——基于农民阶层与经济法的双重分析视角
李长健
转贴自：《经济法学家》（2006） 原作者：李长健
摘 要：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变。社会阶层分化、流动和组合深深影响着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变化，有时还主导着其发展方向。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有着自身的本质性、时代性内容、要求和发展趋势。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则是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解。经济法已成为社会利益实现及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共同形成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民商法为补充、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民阶层会使社会利益原则的价值序发生方向性影响、内容序发生层次结构支撑性影响和主体序发生动力性影响。
关键词：农民社会阶层 社会利益原则 经济法律制度 价值序 内容序 主体序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系统化的改革和建设措施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带来了制度文明；不仅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变。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1] 结构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必将使反映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发展变化。事实证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伴随着阶层变迁所带来的利益之争，并深深反映在法律之中。因此，关注利益的矛盾、冲突与协调，研究阶层对利益的影响，特别是对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原则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
何为社会利益？对社会利益内涵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们围绕社会利益而展开的研究。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即社会利益）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2] 可见，在边沁看来，个人利益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亦即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利益。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一书中将利益分为三大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我国学者也纷纷对社会利益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种根据利益主体进行分类而来的，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4]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包含广泛的内容。[5]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一样，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主要以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为内容，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并且排斥国家的肆意干涉。[6] 更有管理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区域内，所有的个人与组织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7] 笔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对社会的不同理解导致对“社会利益”的不同认识。如果将“社会”作为包罗一切的广义理解，社会利益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利益，是所有利益概念的上位概念。如果将“社会”作为相对狭义的理解，社会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8] 或是以共同物质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9] “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0] 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社会利益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认同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均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认同：如不作特别的分析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同义。社会利益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基于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对诸种社会要素和社会状态的共同需要所体现的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是广泛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具体的、独立的利益形态。
在对社会利益有了初步认识后，我们分析一下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我们知道：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11]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形成。尽管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在不断变动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其资本构成成份、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流动机制等方面都较1978年前有了深刻的变化，[12] 其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阶层基本成份不会有大的巨变。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阶层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阶层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从而导致利益的分化，原有社会的利益整合机制被消解，需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整合机制。反映在利益关系上，就应在增强阶层群体意识，在促进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整合不同价值追求的多元利益目标、利益和谐与社会公正。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归一措施是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社会利益，通过社会利益的质与量的双向供给，从而满足多元化利益主体对利益增加的共同追求，使利益分化下的社会冲
突有了消解的利益基础。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从其外在形态看，正经历着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化；从内在依据看，正经历着以无形资产（权利、声望等）向有形资产（金钱、财富等）为划分依据转化；从其发展历程看，正经历着分化型分化（纯粹的阶级层分化）向整合型分化(伴随着协调或整合的分化)转变，[13] 正经历着自然、自发分化为主向国家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分化方向转变。但总的看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14] 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法治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更加剧烈，社会阶层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走向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正经历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不断发展中的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利益形态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使社会利益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已不再是纯市场的行为，国家的介入、社会制度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影响、文化的作用等均使社会阶层分化有了可发展、可规制、可民主、可文明的演进动力和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制度的作用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下影响社会利益形态的首要因素，深深地影响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法治化的要求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中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实现的本质性、时代性要求。
二、法律原则化的社会利益
（一）法律原则化：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
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法治社会，社会利益的相对独立是不争的事实。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不仅是法治化国家的新使命，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需要。在社会阶层分化下进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对因分化产生的新的阶层结构的阶层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与协调，以实现利益的和谐，而利益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增量化、独立化和法律化，因为阶层分化中新阶层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只有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才能为和谐利益关系的形成提供可能。尽管社会阶层分化本身不属于法治建设的范畴，但它能够为法制建设提供动力；尽管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但它可以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提供基础和出发点，有时还可以成为法律实质性判断的依据。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就是应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确立社会利益原则。
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是对社会利益的价值提升，其价值取向是实质正义。将社会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保障社会利益、实现实质正义的本质要求。相对于普遍化价值的形式正义而言，实质正义反映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价值，是局部的、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享有的价值，是其对现实的享有与满足的价值。实质正义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目的的工具，以促进个人追求个人目的而达致的社会普遍利益，而且努力为社会成员制造条件，积极为其寻求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享有的途径。[15] 特别是在社会成员无法自身实现具体、现实的利益时，国家通过法治手段介入，进行社会制度的理性安排，就显得重要和必然。
（二）原则制度化：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求解
改革和现代化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必将伴随经济与政治体制转轨、文化模式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改革和现代化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个体利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和条件，而且为社会成员进取获胜或失败营造了充满活力、彰显公平的重要心理基础。可以说，改革和现代化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动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与现代化的深入，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要求我们必需高度重视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分化所呈现的利益主体异质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获得途径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与冲突显化等特点，[16] 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紊乱和繁变。这种不稳定的利益结构关系将严重影响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以社会利益为基础、个体利益为主体、国家利益为保障的和谐的利益体系，合理架构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成为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
1．社会利益基本属性的制度反映。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论，人们一般认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追求个体利益的结果必然促进了社会利益。于是充分实现个体利益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前提。随着市场失灵，伴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性方面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元。利益结构中的基础性利益——社会利益不断走向社会和制度的前沿。社会利益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表现形式多样性[17] 和利益主体不确定性等属性，这些属性要求国家以社会利益对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为目标，在综合各种政策分析、价值观念、道德评判因素和文化模式考量后，依据制度规则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介入。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价值追求的国家或政府往往不可能坐等社会利益的自然形成，正视个体利益至上所带来的社会流弊，总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寻求一种自然秩序与设计程序良性互动的法律机制，以反映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的属性要求，以实现社会公平。[18] 不过，在社会利益原则的制度嵌入中，我们既要防止国家或政府失灵，又要防止市场失灵，更要防止制度的失灵，防止各种扭曲正常的利益关系的机制形成，用制度、文化、道德等价值力量，进行法律判断、道德判断、文化判断为内容的综合判断建立促进和谐利益关系发展的反扭曲利益机制，以实现社会利益对公平与正义的实质追求。正如E•博登海默所说“仅仅培养一种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态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推行正义的善意，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19]
2．法律共同的目标。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目标任务。和谐的社会需要公正，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在国家运用法律制度的力量去组织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特别是实质公平正义时，社会利益原则就是衡量行为规范与否、社会和谐与否、社会公正与否的基础性原则，就成为所有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法律规则基础的法律原则根源于社会现实条件，反映社会发展的方向、要求和规律，体现出法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原则是国家在特定时期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的最高准则。社会利益原则体现着社会阶层分化下个体、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联系的基础性要求，是各部门法对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所应依据的准则。对社会利益的实现、维护与增进应成为各部门法制度构建时均应遵守的利益衡量原则。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每项权利实际上都可能让步于公共利益。”[20] 社会阶层分化下的中国社会转型，需要进行各类利益整合，物质层面、文化层面、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等都存在着许多急需整合的问题。作为制度层面的整合而言，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背景下，伴随法律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的脚步，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第三法域）的法律制度均需要进行制度整合，从而实现制度和谐。而不同法域的部门法律制度进行整合的利益基础就是协调并和谐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制度安排中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以社会利益原则为制度安排联结性、和谐性原则去架构和谐社会中的部门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任何部门法都应成为社会利益的守护人，不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不仅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没有权威的。
3．经济法——社会利益实现及其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法律的共同目标。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可以说，围绕社会利益原则，我国法律制度已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经济法为主体、民商法为补充和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
宪法是法源，是国家的根本法，对社会利益保护和最基本社会利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宪法条文中处处得到体现，是保护社会利益的纲领性法律文件。我国宪法第51条之规定则是宪法最具核****的规定。行政法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21] 其对社会利益的优先保护主要体现在，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行政法价值取向当然地将社会利益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保护社会利益不仅是行政法的根本立法目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需要。社会利益之于行政法的创新和实施同样具有本体的意义。这也是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法律中的表现。[22] 民法的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适应了市民社会的客观需要。在追求人人在人格平等前提下获得平等的机会利益，体现鲜明的形式公平的同时，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成为其固有的内容，只不过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表现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并以个体利益为载体。[23] 民法自身隐含着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利益原则维护的必要补充，商法更是如此。诉讼法律制度对社会利益原则的维护的保障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公益诉讼中，在此不多赘述。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产生于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作为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协调的经济法必须以社会的整体利益[24] 为最高准则。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位，从外部协调和内部规制两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既保证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协调，又保证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平衡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竞争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首先，经济法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要求。人类的行为不再是个体的行为，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自产生之时起，就决定其应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为一切利益维护的首位。其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其整体性、全局性利益是市场内部主体个体利益、社会内部主体个体利益，乃至体现对阶级统治的管理秩序维护的国家利益所替代不了的。再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超越当代的、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它不仅追求当代社会的整体利益，更主要维护代际之间的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中的运用，兼顾效率与效益，兼顾个体与整体，兼顾公平与公正，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保护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权利和维护整个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公共秩序，是经济法视野中社会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最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主要由国家去代表社会整体利益，是主要借助国家权力，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法进行规制，对社会经济进行协调而实现的利益。[25]
经济法制度以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为最高制度准则：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通过平衡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实现经济自由与秩序、经济民主与集中、经济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持续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的协调统一。经济法在国家对整体经济生活的干预协调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处理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消除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26]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法调整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生产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的体现，是经济法的宗旨和精神的反映。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经济法的一切领域均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要的最高准则，亦即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在经济法视野中，一切经济法行为、经济法制度安排的好坏、优劣，其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程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2）经济法在协调个体效益、集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时，以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亦即社会整体效益优先。
经济法自产生以来，为回应社会化大生产对法律的挑战，从社会本位出发，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责任，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取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从而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法律制度中的主体制度力量。
三、农民阶层——影响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属于经济基础变化对上层建筑影响的范畴。社会阶层的每一次变化均会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社会利益原则属于法律制度层面中法律原则的范畴，社会利益原则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相应而行，有时其原则的变化可能还超前于对具体法律规则的影响。换言之，在社会阶层变化下，法律原则有可能领先于具体法律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社会对法律规则，特别是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所表现出来的严格程序和社会阶层利益博弈更使法律原则的变化成为解决具体法律规则未改变（或未产生、未生效）之前出现的新情况的制度规范。这是否说明法律原则较法律规则所具有的较强稳定性发生改变了呢？我们只能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的，稳定性不应成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表面的稳定不代表其内涵的一成不变。笔者认为：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可以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法律规则，但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高位阶性、普适性、原则性和相对稳定性，才是两者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不仅可以指引人们正确地运用规则，而且可以弥补没有相应法律规则时的不足，代替规则作出裁决。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和来源，往往体现一种价值观，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的模式或模型。”[27] 在判例法中两者的关系较模糊，成文法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比较明晰。就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现实而言，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往往最先影响的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原则的因时而变。
研究阶层对法律原则的影响，笔者尚未查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尝试，笔者就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进行探讨性研究，祈望能为阶层分化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其一，社会阶层分化必将引起制度层面的变化。其二，农民阶层是可分化的，其分化是中国阶层分化的主体，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持续演进着。其三，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取向、形态、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一）价值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方向性影响
中国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走向，中国农民的法律特征同样决定着中国法律的正确走向。[28] 重视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影响的分析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和根本的。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社会利益原则价值实现的次序和方向。在农民阶层大量分化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对利益的追求大都存在个体多元、性质一致性的“异体同质”现象。可以说，农民是当时我国最具利益一致性的群体。随着阶层分化的进行，这种“异体同质”现象不断受到影响，但整体而言，“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利益目标和大规模性特点尚未真正改变。农民阶层的这一利益目标和特点决定着社会利益原则对不同价值追求的序列。尽管“就各种价值目标或利益主张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最优标准，但我们仍能对价值的位阶或利益的轻重作一基本排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据以判断‘序列’及‘层次’的标准。”[29] 德国学者克莱以量最广，而且质最高的价值作为最优先次序的价值。[30]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实际判决中也确定了个人利益应符从“更高的社会利益”价值序列。笔者认为，从判断标准来看，这种“量最广”、“质最高”还不足以成为价值的次序的判断标准，特别是社会阶层处在不断分化、社会关系不断现代化、社会主体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对价值序的影响，还应考虑农民阶层分化的方向和价值的质与量的方向关系。量最广、质最高，与阶层分化同向的价值才是社会利益原则所追求的最优先序的价值。我们可称之为“量广、高质、同向”，或阶层分化与价值追求的“同质同向下的量广”。那种“同质异向”、“异质同向”、“异质异向”的量广不应成为社会利益原则最优先次序的价值。
（二）内容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层次结构的支撑性影响
从历史看，法不仅与社会阶层分化而同时出现，而且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也是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得到完善，得到适用。法在运行中不断地对各社会阶层的地位、权利、义务进行确认，不断地对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维护。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对不同利益的需求也影响着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巨变，使原来较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人企业主、乡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个阶层。这些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往往伴随着城乡的密切交流，使传统较封闭的单一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开放、变化着的农村社会结构支撑着国家法律在农村的运行，可以说，农民阶层的阶层分化与流动为法律运行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性支撑。这是一种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结构关系，使得农民阶层在这种利益结构关系下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内容有了更加明确、富有层次的、不断拓展着内涵和边界的要求，农村社会结构开始由金字塔向橄榄型转化。从阶层内部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中间阶层在不断壮大，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从阶层外部而言，农业劳动者正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这些变化使社会利益原则中社会安全、机会公平、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利益层次内容不断得到层次性的加强、适用区域的拓展和结构性的支撑。阶层层次结构影响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影响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层次结构，这一逻辑链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加强。我们可以说，农民阶层可持续分化是推动农村法治的动力，并为法治提供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
（三）主体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动力性影响
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需要各种载体形式，制度载体、文化载体、组织载体是其基本的载体形式。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在于：通过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形成不同的主体形态，推动着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这些主体形态包括国家、政府、各类市民社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种类繁多、层次多样、关系复杂、不断变化的形态。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成为影响社会利益原则发展的动力。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可转化性等特点加强了社会阶层对其发展的动力作用，并通过阶层及其组合的主体形态之间所进行的集体选择，将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主体位序进行排列，从而使表面上因社会利益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主体虚置状况得到契约化、制度化的改变，使不论在任何社会时空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社会利益的主体。
国家是社会利益原则的确定者和当然代表者，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利益原则主体序中位阶最高、最具权威性的主体。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融合互动的国家社会模式下，[31] 各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方式由单纯意义上行动走向制度契约下的博弈与妥协。社会主体通过大量的争执、交易、妥协达成的以社会整体的名义对外的利益诉求，唯有借助国家的成熟的、覆盖面最广、组织体最完善和强大的、广泛的民主商议机制来实现，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利益代表者有了制度上的现实性和保障性。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也为国家代表社会利益准备了基础性条件。国家将整个社会各类成员集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联系方式得以法律制度化的固定，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有序的状态存在着。毫无疑问，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利益的适格性。[32]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者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整合者的作用远强于维护者的作用。政府自身的利益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政府失灵”现象，使其不能成为唯一的最佳社会利益维护者。政府对社会利益维护中的缺陷需通过国家、社会中间层主体、社会个体和其他阶层组织来弥补。社会阶层中的个体也同样因为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但其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享有者。社会个体通过对社会利益获取游戏规则的认可去展开利益的争夺和对社会利益的享有。纵使有时失败，也期待在下一次机会中获得成功，从而使社会利益有了使游戏可持续下去、并服从大局的社会阶层基础。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除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利益整合与形成机制、有效的维护机制外，还需有表现各阶层利益的诉求的表达机制，有畅通的阶层分化流动机制（特别是向上流动机制）和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共享成果的机制。这样，就会使各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共识，使社会利益原则在法律原则体系中的位阶得到有共识的提升。中国农村阶层分化、流动与整合是在所有制结构变革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变迁，促进了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追求的觉醒。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使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的作用、分享的机制体系和维护的机制有了更新的市场化、法治化实现的路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利益的发展。可以说，农民阶层已成为社会利益发展的新的重要的动力，也必将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利益发展序、时空序、社会利益形态、运行机制体系、规则制度体系、实现范式和模式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将在今后分别对其进行探讨，祈望能对此命题有一个体系化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现有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且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结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着社会发展程度和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参见陆月娟：和谐社会与社会阶层利益的整合[J]. 上海金融学报2005（5）：67.
[2] （英）边沁著，时殷译.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
[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应受一般保障的社会利益（如和平与秩序的要求、一般安全、健康状态、占有物的保障）。二是关于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各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利益。三是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四是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五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般进步的利益。六是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这种要求能使个人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参见（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 通过社会的法律控制：法律任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7—41.
[4]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7.
[5] 孙笑侠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参见孙笑侠. 论法律与社会利益[M]. 中国法学，1995（4）.
[6] 胡锦光等. 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J]. 中国法学，2005（1）.
[7] 陈庆云等. 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利益[J]. 中国行政管理，2005（9）：32.
[8] 邓钢. 对社会利益及其与经济相关的反思[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3）：67.
[9] 辞海[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611.
澳门
《刑法典》第301至350条
[ 刑法典 - 目录 ] [ 第11/95/M号法律 ] [ 第58/95/M号法令 ] [ 刑法典第1至100条 ] [ 刑法典第101至200条 ] [ 刑法典第201至300条 ] [ 刑法典第301至350条 ] [ 刑法典 - 词汇索引 ]
第三百零一条
（通谋外地）
意图以暴力破坏、变更或颠覆已在澳门确立之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而为下列目的通谋另一国家或其它地区之政府、党派、社团、机构或团体、又或其任一人员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ａ）接收指示、指令，又或收受金钱或有价物；或
ｂ）在下列活动方面给予协助：
（一）收集、预备或公然散布虚假或明显有所歪曲之消息；
（二）引诱人员，又或便利该等活动之进行而提供集会地点、资助该等活动或为该等活动作宣传；
（三）承诺或赠送；或
（四）威胁或欺诈他人。
第三百零二条
（侮辱本地区象征）
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它与公众通讯之工具，公然侮辱本地区、其旗帜或徽，又或不对之给予其应受之尊重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零三条
（胁迫本地区之机关）
一、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阻止或限制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ａ项所指之机关自由行使职能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上款所叙述之事实系向该款所指机关之成员作出者，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零四条
（扰乱本地区机关之运作）
藉暴动、扰乱秩序或喧哗，而：
ａ）不正当扰乱上条第一款所指机关之运作，而本身并非该机关之成员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ｂ）不正当扰乱上条第二款所指之人执行职务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零五条
（预备行为）
第二百九十七条至第二百九十九条所指之罪，其预备行为处最高三年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
（减轻）
就本章中涉及产生危险之罪，如行为人在重大之损害发生前，因己意使该行为所产生之危险有相当程度之减轻，或排除该危险，得特别减轻刑罚，或得不处罚该事实。
第三百零七条
（附加刑）
因犯本章之罪而被判刑者，经考虑该事实之具体严重性，以及该事实在行为人公民品德方面所反映出之情况后，得使其丧失选举立法机关成员或被选为立法机关成员之资格，为期二年至十年，但不影响法律规定之特别制度。
第二章
妨害国家及国际组织罪
第三百零八条
（侵犯享有国际保护之人罪）
一、试图侵害享有国际保护之人之生命、身体完整性或自由者，而被害人系因执行官方职务而身在澳门，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侵犯享有国际保护，且处于上款所指条件下之人之名誉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为着以上两款之规定之效力，享有国际保护者为：
ａ）国家元首，包括依照宪法规定执行国家元首职务之合议机关成员，及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部长或等同者，以及上述者之随行家属；及
ｂ）在犯罪之时，按照国际法享有特别保护之地区或国家之代表或公务员、又或国际组织之人员，以及与上述之人共同生活之家属。
第三百零九条
（侮辱官方象征）
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它与公众通讯之工具，公然侮辱某一地区、国家或澳门所参加之国际组织之官方旗帜或其它官方象征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条
（处罚条件及进行程序之条件）
一、本章之罪，非经澳门总督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但适用于澳门之国际协约或属司法协助领域之协议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二、如属侵犯名誉罪，尚须经被侵犯之地区或国家之政府、或国际组织之代表告诉，方得进行刑事程序。
三、本章中凡涉及被侵犯之地区或国家、其代表或公务员之规定，必须在作出该事实及审判该事实之时，对于该事实在刑事上系有互惠待遇者，方得适用之。
第三章
妨害公共当局罪
第三百一十一条
（抗拒及胁迫）
为反抗公务员或保安部队成员作出与执行职务有关之行为，或为强迫其作出与执行职务有关，但违反其义务之行为，而对其施以暴力或严重威胁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一十二条
（违令）
一、不服从由有权限之当局或公务员依规则通知及发出之应当服从之正当命令或命令状者，如符合下列情况，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ａ）有法律规定，告诫在该情况下系以普通违令罪予以处罚者；或
ｂ）虽无法律规定，但该当局或公务员有作出相应告诫者。
二、如有法律规定，告诫在该情况下系以加重违令罪予以处罚者，则刑罚最高为二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三条
（纵放被拘禁之人）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ａ）以暴力、威胁或计谋释放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或
ｂ）教唆、促成或以任何方式帮助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脱逃。
第三百一十四条
（公务员帮助脱逃）
一、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之公务员，将该人释放，任由其脱逃，又或便利、促成或以任何方式帮助其脱逃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公务员虽非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但基于所担任之职务，其有义务看管该人或阻止其脱逃，而作出上款所指之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一十五条
（看守时之过失）
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之公务员，因重过失而使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得以脱逃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六条
（脱逃）
一、在依法被剥夺自由之状况下脱逃者，处最高二年徒刑。
二、如行为人在被判刑前自发向当局投案，得特别减轻刑罚。
第三百一十七条
（违反判决所定之禁止）
违反刑事判决所定作为附加刑或非剥夺自由之保安处分之禁止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八条
（被拘禁之人之骚乱）
被拘禁、拘留或收容之人骚乱、且在协同彼此之力量下作出下列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ａ）攻击依法负责看守、治疗或看管其之公务员，又或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迫该公务员作出或放弃作出某一行为；或
ｂ）促成自己或第三人脱逃。
第三百一十九条
（破坏受公共权力拘束之物件）
将受公共权力拘束之文件或其它动产、被假扣押或扣押之物、又或保全措施之标的物，全部或部分加以毁灭、损坏，或使之失去效用，又或以任何方式自公共权力处将之取去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二十条
（弄毁记号及封印）
将为认别任何物或使之不受侵犯、又或为证明该物系被假扣押、扣押或受保全措施所拘束，而由有权限之公务员正当施加之记号或封印，全部或部分加以弄开、破开或使之失去效用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一条
（撕除、破坏或更改告示）
将有权限之公务员张贴之告示撕除、毁灭、损坏或更改，又或以任何方式妨碍该告示为人知悉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二条
（职务之僭越）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ａ）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成员之身分，而在未经许可下，执行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之职务，或作出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成员本身之行为；
ｂ）不拥有或不具备法律要求从事某一职业所须拥有或具备之某一资格或某些条件，明示或默示自己拥有或具备此资格或条件，而从事该职业；或
ｃ）获正式通知被撤职或停职后，继续执行公共职务。
第四章
妨害公正之实现
第三百二十三条
（作虚假之当事人陈述或声明）
一、作当事人之陈述，而在宣誓后且已被警告如作虚假陈述将面对之刑事后果后，就应陈述之事实作虚假之声明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辅助人与民事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虚假之声明者，处相同刑罚；嫌犯就其身分及前科作虚假之声明者，亦处相同刑罚。
第三百二十四条
（作虚假之证言、鉴定、传译或翻译）
一、身为证人、鉴定人、技术员、翻译员或传译员，向法院或向有权限接收作为证据方法之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之公务员，作虚假陈述、提交虚假报告、提供虚假数据或作虚假翻译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六十日罚金。
二、无合理理由拒绝陈述，又或无合理理由拒绝提交报告、数据或翻译者，处相同刑罚。
三、如行为人在宣誓后，且已被警告将面对之刑事后果后，作出第一款所指之事实，处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五条
（加重）
一、如属下列情况，则第三百二十三条及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ａ）行为人在意图营利下为之；
ｂ）因该事实引致他人被撤职、丧失职业上之地位，又或引致他人之亲属或社会关系受破坏；或
ｃ）因该事实引致他人由于行为人实施之犯罪而被判刑，而行为人原应为被判刑者。
二、如因第三百二十三条或第三百二十四条所叙述之行为，引致某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三百二十六条
（撤回）
一、如行为人因己意撤回前言，而该撤回系在仍能于裁判中对之加以考虑之时，以及在虚假之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引致第三人有所损失前为之者，则不按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及上条第一款ａ项处罚之。
二、撤回前言之行为，按照情况得向法院、检察院或有权限之警察机关为之。
第三百二十七条
（贿赂作虚假声明）
借着赠送或承诺给予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说服或试图说服他人作出第三百二十三条或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事实之人，而他人并未作出该等事实，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八条
（刑罚之特别减轻及免除）
如属下列情况，则特别减轻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及第三百二十七条所规定之刑罚，或得免除刑罚：
ａ）有关虚假之内容所涉及之情节，对于藉该等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所拟证明之事，并无重大意义；或
ｂ）作出该事实，系为避免行为人自己、配偶、收养行为人之人或行为人收养之人、行为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行为人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在其后有受刑罚或受保安处分之危险。
第三百二十九条
（诬告）
一、意图促使某一程序被提起，以针对特定之人，且明知所归责之事属虚假，而以任何方式向当局检举或表示怀疑该人实施犯罪，又或以任何方式公开揭露或表示怀疑该人实施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如该行为系不实归责该人作出轻微违反或纪律违犯者，行为人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三、如行为人所采用之手段，系呈交或更改证据方法，又或使之失去作用者：
ａ）属第一款之情况，处最高五年徒刑；
ｂ）属第二款之情况，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四、如因该事实引致被害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五、应被害人之声请，法院须依据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命令，让公众知悉该有罪判决。
第三百三十条
（虚构犯罪）
一、在无将犯罪归责于特定之人下，向有权限当局检举犯罪，或使有权限当局怀疑有人实施犯罪，而明知该犯罪并无发生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该事实涉及轻微违反或纪律上之不法行为，行为人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第三百三十一条
（袒护他人）
一、意图使已实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罚或保安处分，而阻止有权限当局进行全部或部分之证明活动或预防活动，或使该等活动全部或部分不能产生效果，或对全部或部分活动作出欺骗行为者，又或明知如作出上述行为会使已实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罚或保安处分，而仍为之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意图阻止对他人已科处之刑罚或保安处分全部或部分之执行，或使该执行全部或部分不能产生效果，或对全部或部分执行作出欺骗行为，而对该人提供帮助者，又或明知如对该人提供帮助会使该执行出现上述情况，而仍为之者，处相同刑罚。
三、依据以上两款判处行为人之刑罚，不得超逾法律对因所作出之行为而得益之人，其所作事实而规定之刑罚。
四、犯罪未遂，处罚之。
五、对作出下列行为之人，得特别减轻或免除刑罚：
ａ）借着该事实，同时寻求自己免被科处或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
ｂ）为使配偶、由自己收养之人、收养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自己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得益，而作出行为。
第三百三十二条
（公务员袒护他人）
如上条所指之袒护，系由参与或有权限参与诉讼程序之公务员作出，或由有权限命令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之人作出，又或由负责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之人作出，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三十三条
（渎职）
一、公务员意图损害某人或使之得益，而在初步侦查、审判程序、纪律程序或其它性质之程序等方面，明知违反法律且在违反法律下，予以促进或不促进、指挥、作出或不作出决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担任之官职所产生之权力之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如因该事实引致某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三、有权限作出剥夺自由处分之命令之公务员，或有权限执行该处分之公务员，以违法方式命令或执行之，又或依法须作出该处分之命令或执行该处分，而不为之者，处上款所规定之刑罚。
四、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如系因重过失而作出该事实者，行为人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三十四条
（律师或法律代办之渎职）
一、律师或法律代办意图损害交由其代理之案件而损害之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律师或法律代办意图使利益出现冲突之人中之某人得益或受损，而在同一案件中为该等人担任律师或法律代办者，处相同刑罚。
第三百三十五条
（违反司法保密）
一、不正当让人知悉因司法保密而不应泄露之刑事诉讼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内容者，或不正当让人知悉不容许一般公众旁听诉讼过程之刑事诉讼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内容者，如规范该诉讼之法律不对该情况规定另一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上款所叙述之事实涉及纪律程序，而该程序系处于依法须保密之状况者，行为人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第五章
执行公共职务时所犯之罪
第一节
引则
第三百三十六条
（公务员之概念）
一、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公务员」一词包括：
ａ）公共行政工作人员或其它公法人之工作人员；
ｂ）为其它公共权力服务之工作人员；
ｃ）在收取报酬或无偿下，因己意或因有义务，而不论系临时或暂时从事、参与从事或协助从事属公共行政职能或审判职能之活动之人。
二、下列者等同于公务员：
ａ）总督及政务司、立法会议员、咨询会委员、法院及检察院之司法官、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及巿政机关据位人；
ｂ）本地区官方董事及政府代表；
ｃ）公营企业、公共资本企业、公共资本占多数出资额之企业，以及公共事业之特许企业、公共财产之特许企业或以专营制度经营业务之公司等之行政管理机关、监察机关或其它性质之机关之据位人，以及该等企业或公司之工作人员。
第二节
贿赂
第三百三十七条
（受贿作不法行为）
一、公务员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之承诺，作为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未实行该事实，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如行为人在作出该事实前，因己意拒绝接受曾答应接受所给予之利益或承诺，又或将该利益返还，或如为可替代物，而将其价值返还者，则不予处罚。
第三百三十八条
（受贿作合规范之行为）
一、公务员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之承诺，作为不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上条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三十九条
（行贿）
一、为第三百三十七条所指之目的，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本人同意或追认，给予或承诺给予公务员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者，又或在该公务员知悉下给予或承诺给予第三人该利益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如该目的系上条所指者，行为人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三、第三百二十八条ｂ项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节
公务上之侵占
第三百四十条
（公务上之侵占）
一、公务员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将因其职务而获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触之公有或私有之金钱或任何动产，不正当据为己有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上款所指之有价物或对象属小额，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如公务员将第一款所指之有价物或物件贷予他人、质押或以任何方式使之承受负担，而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四十一条
（公务上之侵占使用）
一、公务员使用或容许他人使用因其职务而获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触之公有或私有之交通工具或其它具相当价值之动产，而用途系有别于该等交通工具或动产本身原定之用途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公务员在无特别基于公共利益之正当理由下，将公有金钱作有别于法律所定之公用用途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二条
（在法律行为中分享经济利益）
一、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分享经济利益，在法律行为中损害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负责管理、监察、维护或实现之财产利益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公务员因民事之法律上之行为，以任何方式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财产利益，而该民事之法律上之行为所涉及之利益，在作出该行为当时系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处分、管理或监察者，即使未对该等利益造成损害，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三、公务员因征收、结算或支付，以任何方式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财产利益，而该等征收、结算或支付系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负责命令为之或由其为之者，即使未对公钞局或对交托予该公务员之利益造成损害，亦科处上款所规定之刑罚。
第四节
滥用当局权力
第三百四十三条
（公务员侵犯住所）
公务员在滥用其职务上固有之权力下，实施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
（违法收取）
一、公务员在执行其职务时，或在行使因其职务而产生之事实权力时，借着诱导被害人陷于错误或利用被害人之错误，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本地区或第三人收取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收取超逾应收额之财产利益，尤其系税捐、费用、手续费或罚款等，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行为人以暴力或以重大恶害相威胁作出该事实，而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三百四十五条
（运用公共部队妨害法律或正当命令之执行）
有权限征用公共部队或作出运用公共部队之命令之公务员，为阻止法律之执行、司法机关依规则作出之命令状之执行、或公共当局之正当命令之执行，而征用公共部队或作出运用公共部队之命令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六条
（拒绝合作）
公务员受有权限当局合法征用，为司法活动或任何公共部门提供应当之合作，而拒绝提供合作，或在无正当理由下不提供合作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七条
（滥用职权）
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正当利益，或造成他人有所损失，而在以上各条所规定之情况以外，滥用其职务上固有之权力，或违反其职务所固有之义务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五节
违反保密及弃职
第三百四十八条
（违反保密）
一、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获得利益，或明知会造成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有所损失，在未经须获之许可下，泄漏在担任职务时所知悉之秘密，或泄漏因获信任而被告知之秘密，又或泄漏因其担任之官职之便而知悉之秘密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非经监管有关部门之实体或被害人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三百四十九条
（违反函件或电讯保密）
邮政、电报、电话或电讯部门之公务员，在未经须获之许可下，作出下列行为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六十日罚金：
ａ）消除或取去交托予该等部门且因其职务而可接触之信件、包裹、电报或其它通讯；
ｂ）开拆因其职务而可接触之信件、包裹或其它通讯，或不将之开拆而知悉其内容；
ｃ）向第三人泄漏因其职务而知悉之某些人之间之通讯，而该等通讯系藉该等部门之邮政、电报、电话或其它电讯工具作出者；
ｄ）录取或向第三人泄漏上述通讯之全部或部分内容，又或使第三人有可能听取或知悉该等通讯；或
ｅ）容许或促使以上各项所指事实之发生。
第三百五十条
（弃职）
公务员意图阻止作出公共服务或使之中断，而不正当放弃其职务或玩忽职守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基于农民阶层与经济法的双重分析视角
李长健
转贴自：《经济法学家》（2006） 原作者：李长健
摘 要：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巨变。社会阶层分化、流动和组合深深影响着法律制度、法律原则的变化，有时还主导着其发展方向。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有着自身的本质性、时代性内容、要求和发展趋势。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则是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解。经济法已成为社会利益实现及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共同形成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民商法为补充、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是巨大的。农民阶层会使社会利益原则的价值序发生方向性影响、内容序发生层次结构支撑性影响和主体序发生动力性影响。
关键词：农民社会阶层 社会利益原则 经济法律制度 价值序 内容序 主体序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告诉我们：我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系统化的改革和建设措施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带来了制度文明；不仅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还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变。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阶层[1] 结构的变化，而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必将使反映社会利益关系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则发展变化。事实证明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伴随着阶层变迁所带来的利益之争，并深深反映在法律之中。因此，关注利益的矛盾、冲突与协调，研究阶层对利益的影响，特别是对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原则的影响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
何为社会利益？对社会利益内涵的认识将直接影响我们围绕社会利益而展开的研究。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即社会利益）是组织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2] 可见，在边沁看来，个人利益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体利益的总和，亦即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利益。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一书中将利益分为三大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我国学者也纷纷对社会利益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种根据利益主体进行分类而来的，是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并列的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利益表现的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或国家。[4]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包含广泛的内容。[5] 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一样，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主要以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为内容，以维护社会的自治和良性运转为目的，并且排斥国家的肆意干涉。[6] 更有管理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间区域内，所有的个人与组织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7] 笔者认为：社会利益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对社会的不同理解导致对“社会利益”的不同认识。如果将“社会”作为包罗一切的广义理解，社会利益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利益，是所有利益概念的上位概念。如果将“社会”作为相对狭义的理解，社会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8] 或是以共同物质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9] “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0] 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社会利益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认同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均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认同：如不作特别的分析考虑，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同义。社会利益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基于一定的社会目标而对诸种社会要素和社会状态的共同需要所体现的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是广泛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具体的、独立的利益形态。
在对社会利益有了初步认识后，我们分析一下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我们知道：社会现代化过程就是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11] 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导致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形成。尽管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尚处在不断变动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其资本构成成份、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流动机制等方面都较1978年前有了深刻的变化，[12] 其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阶层基本成份不会有大的巨变。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不同阶层因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引起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阶层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从而导致利益的分化，原有社会的利益整合机制被消解，需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整合机制。反映在利益关系上，就应在增强阶层群体意识，在促进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整合不同价值追求的多元利益目标、利益和谐与社会公正。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归一措施是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社会利益，通过社会利益的质与量的双向供给，从而满足多元化利益主体对利益增加的共同追求，使利益分化下的社会冲
突有了消解的利益基础。我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从其外在形态看，正经历着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化；从内在依据看，正经历着以无形资产（权利、声望等）向有形资产（金钱、财富等）为划分依据转化；从其发展历程看，正经历着分化型分化（纯粹的阶级层分化）向整合型分化(伴随着协调或整合的分化)转变，[13] 正经历着自然、自发分化为主向国家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分化方向转变。但总的看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与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14] 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地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法治化使社会阶层分化更加剧烈，社会阶层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走向多元化，社会阶层分化正经历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这种不断发展中的社会阶层分化使社会利益形态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使社会利益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已不再是纯市场的行为，国家的介入、社会制度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影响、文化的作用等均使社会阶层分化有了可发展、可规制、可民主、可文明的演进动力和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制度的作用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下影响社会利益形态的首要因素，深深地影响着社会阶层分化下的社会利益形态。社会利益法治化的要求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中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实现的本质性、时代性要求。
二、法律原则化的社会利益
（一）法律原则化：保障社会利益的本质诉求
在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法治社会，社会利益的相对独立是不争的事实。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不仅是法治化国家的新使命，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需要。在社会阶层分化下进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对因分化产生的新的阶层结构的阶层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与协调，以实现利益的和谐，而利益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增量化、独立化和法律化，因为阶层分化中新阶层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必将展开利益争夺。只有保障社会利益的实现，才能为和谐利益关系的形成提供可能。尽管社会阶层分化本身不属于法治建设的范畴，但它能够为法制建设提供动力；尽管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不具备很强的操作性，但它可以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提供基础和出发点，有时还可以成为法律实质性判断的依据。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就是应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确立社会利益原则。
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是对社会利益的价值提升，其价值取向是实质正义。将社会利益作为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保障社会利益、实现实质正义的本质要求。相对于普遍化价值的形式正义而言，实质正义反映的是一种具体化的价值，是局部的、特定的个体或群体享有的价值，是其对现实的享有与满足的价值。实质正义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目的的工具，以促进个人追求个人目的而达致的社会普遍利益，而且努力为社会成员制造条件，积极为其寻求具体的、现实的利益享有的途径。[15] 特别是在社会成员无法自身实现具体、现实的利益时，国家通过法治手段介入，进行社会制度的理性安排，就显得重要和必然。
（二）原则制度化：社会利益实现的制度求解
改革和现代化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必将伴随经济与政治体制转轨、文化模式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改革和现代化不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实现个体利益，体现自我价值的可能和条件，而且为社会成员进取获胜或失败营造了充满活力、彰显公平的重要心理基础。可以说，改革和现代化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和动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与现代化的深入，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要求我们必需高度重视社会利益分化加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社会利益分化所呈现的利益主体异质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获得途径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矛盾与冲突显化等特点，[16] 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利益关系变得复杂、紊乱和繁变。这种不稳定的利益结构关系将严重影响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持续发展，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以社会利益为基础、个体利益为主体、国家利益为保障的和谐的利益体系，合理架构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成为制度建设的必然选择。
1．社会利益基本属性的制度反映。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基于市场自由竞争的理论，人们一般认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追求个体利益的结果必然促进了社会利益。于是充分实现个体利益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前提。随着市场失灵，伴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个体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性方面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元。利益结构中的基础性利益——社会利益不断走向社会和制度的前沿。社会利益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可转化性、表现形式多样性[17] 和利益主体不确定性等属性，这些属性要求国家以社会利益对实质正义的价值诉求为目标，在综合各种政策分析、价值观念、道德评判因素和文化模式考量后，依据制度规则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介入。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价值追求的国家或政府往往不可能坐等社会利益的自然形成，正视个体利益至上所带来的社会流弊，总会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寻求一种自然秩序与设计程序良性互动的法律机制，以反映社会利益原则制度化的属性要求，以实现社会公平。[18] 不过，在社会利益原则的制度嵌入中，我们既要防止国家或政府失灵，又要防止市场失灵，更要防止制度的失灵，防止各种扭曲正常的利益关系的机制形成，用制度、文化、道德等价值力量，进行法律判断、道德判断、文化判断为内容的综合判断建立促进和谐利益关系发展的反扭曲利益机制，以实现社会利益对公平与正义的实质追求。正如E•博登海默所说“仅仅培养一种公正待人和关心他人的精神态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义处于支配地位。推行正义的善意，还必须通过旨在实现正义社会目标的实际措施和制度性手段来加以实施。”[19]
2．法律共同的目标。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目标任务。和谐的社会需要公正，公正的社会必定是和谐的。在国家运用法律制度的力量去组织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特别是实质公平正义时，社会利益原则就是衡量行为规范与否、社会和谐与否、社会公正与否的基础性原则，就成为所有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法律规则基础的法律原则根源于社会现实条件，反映社会发展的方向、要求和规律，体现出法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原则是国家在特定时期通过法律控制社会的最高准则。社会利益原则体现着社会阶层分化下个体、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联系的基础性要求，是各部门法对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所应依据的准则。对社会利益的实现、维护与增进应成为各部门法制度构建时均应遵守的利益衡量原则。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每项权利实际上都可能让步于公共利益。”[20] 社会阶层分化下的中国社会转型，需要进行各类利益整合，物质层面、文化层面、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等都存在着许多急需整合的问题。作为制度层面的整合而言，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背景下，伴随法律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的脚步，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第三法域）的法律制度均需要进行制度整合，从而实现制度和谐。而不同法域的部门法律制度进行整合的利益基础就是协调并和谐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在制度安排中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社会利益结构关系，以社会利益原则为制度安排联结性、和谐性原则去架构和谐社会中的部门法律制度。在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任何部门法都应成为社会利益的守护人，不保护社会利益的法律不仅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没有权威的。
3．经济法——社会利益实现及其法律原则化的主体制度。社会利益的实现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原则化是法律的共同目标。在法律制度体系中，社会利益法律原则化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可以说，围绕社会利益原则，我国法律制度已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行政法为主导、经济法为主体、民商法为补充和诉讼法为保障的维护社会利益的法律制度体系。
宪法是法源，是国家的根本法，对社会利益保护和最基本社会利益（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宪法条文中处处得到体现，是保护社会利益的纲领性法律文件。我国宪法第51条之规定则是宪法最具核****的规定。行政法是“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为基础和调整对象的法”。[21] 其对社会利益的优先保护主要体现在，当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行政法价值取向当然地将社会利益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保护社会利益不仅是行政法的根本立法目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行政法产生和存在的需要。社会利益之于行政法的创新和实施同样具有本体的意义。这也是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法律中的表现。[22] 民法的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适应了市民社会的客观需要。在追求人人在人格平等前提下获得平等的机会利益，体现鲜明的形式公平的同时，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成为其固有的内容，只不过市民社会的整体利益最终表现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并以个体利益为载体。[23] 民法自身隐含着对市民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利益原则维护的必要补充，商法更是如此。诉讼法律制度对社会利益原则的维护的保障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公益诉讼中，在此不多赘述。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产生于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作为保障国家对经济运行的管理协调的经济法必须以社会的整体利益[24] 为最高准则。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作为自己的宗旨，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位，从外部协调和内部规制两个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既保证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协调，又保证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平衡协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平衡协调社会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有效、公平和可持续的竞争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首先，经济法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和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必然要求。人类的行为不再是个体的行为，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自产生之时起，就决定其应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为一切利益维护的首位。其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其整体性、全局性利益是市场内部主体个体利益、社会内部主体个体利益，乃至体现对阶级统治的管理秩序维护的国家利益所替代不了的。再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超越当代的、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它不仅追求当代社会的整体利益，更主要维护代际之间的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法中的运用，兼顾效率与效益，兼顾个体与整体，兼顾公平与公正，兼顾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保护每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权利和维护整个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公共秩序，是经济法视野中社会整体利益的必然选择。最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主要由国家去代表社会整体利益，是主要借助国家权力，运用多种手段对经济法进行规制，对社会经济进行协调而实现的利益。[25]
经济法制度以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为最高制度准则：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角度，通过平衡协调各种经济关系，实现经济自由与秩序、经济民主与集中、经济效率与公平、经济发展与持续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的协调统一。经济法在国家对整体经济生活的干预协调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处理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时，优先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通过消除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利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26] 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经济法调整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生产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经济法的本质和价值的体现，是经济法的宗旨和精神的反映。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要求是：（1）经济法的一切领域均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首要的最高准则，亦即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在经济法视野中，一切经济法行为、经济法制度安排的好坏、优劣，其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程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2）经济法在协调个体效益、集体效益与社会整体效益时，以社会整体效益为根本指导准则，亦即社会整体效益优先。
经济法自产生以来，为回应社会化大生产对法律的挑战，从社会本位出发，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责任，以鲜明的整体效益价值取向与传统法律部门相区别，从而使其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法律制度中的主体制度力量。
三、农民阶层——影响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属于经济基础变化对上层建筑影响的范畴。社会阶层的每一次变化均会引起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变化。社会利益原则属于法律制度层面中法律原则的范畴，社会利益原则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相应而行，有时其原则的变化可能还超前于对具体法律规则的影响。换言之，在社会阶层变化下，法律原则有可能领先于具体法律规则的变化而变化，现代社会对法律规则，特别是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所表现出来的严格程序和社会阶层利益博弈更使法律原则的变化成为解决具体法律规则未改变（或未产生、未生效）之前出现的新情况的制度规范。这是否说明法律原则较法律规则所具有的较强稳定性发生改变了呢？我们只能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只是相对而言的，稳定性不应成为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表面的稳定不代表其内涵的一成不变。笔者认为：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上可以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法律规则，但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法律原则。法律原则高位阶性、普适性、原则性和相对稳定性，才是两者的重要区别。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上规定的、用以进行法律推理的准则，不仅可以指引人们正确地运用规则，而且可以弥补没有相应法律规则时的不足，代替规则作出裁决。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基础和来源，往往体现一种价值观，体现法律追求的价值目标。“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的模式或模型。”[27] 在判例法中两者的关系较模糊，成文法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比较明晰。就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现实而言，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往往最先影响的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原则的因时而变。
研究阶层对法律原则的影响，笔者尚未查到相关的文献资料。作为尝试，笔者就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进行探讨性研究，祈望能为阶层分化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体系的建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是：其一，社会阶层分化必将引起制度层面的变化。其二，农民阶层是可分化的，其分化是中国阶层分化的主体，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持续演进着。其三，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取向、形态、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一）价值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方向性影响
中国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走向，中国农民的法律特征同样决定着中国法律的正确走向。[28] 重视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影响的分析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和根本的。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社会利益原则价值实现的次序和方向。在农民阶层大量分化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对利益的追求大都存在个体多元、性质一致性的“异体同质”现象。可以说，农民是当时我国最具利益一致性的群体。随着阶层分化的进行，这种“异体同质”现象不断受到影响，但整体而言，“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利益目标和大规模性特点尚未真正改变。农民阶层的这一利益目标和特点决定着社会利益原则对不同价值追求的序列。尽管“就各种价值目标或利益主张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最优标准，但我们仍能对价值的位阶或利益的轻重作一基本排序，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据以判断‘序列’及‘层次’的标准。”[29] 德国学者克莱以量最广，而且质最高的价值作为最优先次序的价值。[30]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实际判决中也确定了个人利益应符从“更高的社会利益”价值序列。笔者认为，从判断标准来看，这种“量最广”、“质最高”还不足以成为价值的次序的判断标准，特别是社会阶层处在不断分化、社会关系不断现代化、社会主体不断现代化的中国。对价值序的影响，还应考虑农民阶层分化的方向和价值的质与量的方向关系。量最广、质最高，与阶层分化同向的价值才是社会利益原则所追求的最优先序的价值。我们可称之为“量广、高质、同向”，或阶层分化与价值追求的“同质同向下的量广”。那种“同质异向”、“异质同向”、“异质异向”的量广不应成为社会利益原则最优先次序的价值。
（二）内容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层次结构的支撑性影响
从历史看，法不仅与社会阶层分化而同时出现，而且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也是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得到完善，得到适用。法在运行中不断地对各社会阶层的地位、权利、义务进行确认，不断地对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维护。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对不同利益的需求也影响着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巨变，使原来较单纯的农业劳动者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人企业主、乡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等多个阶层。这些阶层的分化与流动往往伴随着城乡的密切交流，使传统较封闭的单一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断开放、变化着的农村社会结构支撑着国家法律在农村的运行，可以说，农民阶层的阶层分化与流动为法律运行提供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性支撑。这是一种反映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结构关系，使得农民阶层在这种利益结构关系下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内容有了更加明确、富有层次的、不断拓展着内涵和边界的要求，农村社会结构开始由金字塔向橄榄型转化。从阶层内部而言，农业劳动者阶层开始缩小，中间阶层在不断壮大，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从阶层外部而言，农业劳动者正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这些变化使社会利益原则中社会安全、机会公平、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利益层次内容不断得到层次性的加强、适用区域的拓展和结构性的支撑。阶层层次结构影响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利益关系的层次结构影响调整这些关系的法律原则、法律规则的层次结构，这一逻辑链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和加强。我们可以说，农民阶层可持续分化是推动农村法治的动力，并为法治提供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
（三）主体序的影响——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动力性影响
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需要各种载体形式，制度载体、文化载体、组织载体是其基本的载体形式。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影响在于：通过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形成不同的主体形态，推动着社会利益原则的产生、发展和适用。这些主体形态包括国家、政府、各类市民社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种类繁多、层次多样、关系复杂、不断变化的形态。社会阶层的分化、流动和组合成为影响社会利益原则发展的动力。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可转化性等特点加强了社会阶层对其发展的动力作用，并通过阶层及其组合的主体形态之间所进行的集体选择，将社会利益原则中的主体位序进行排列，从而使表面上因社会利益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主体虚置状况得到契约化、制度化的改变，使不论在任何社会时空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社会利益的主体。
国家是社会利益原则的确定者和当然代表者，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利益原则主体序中位阶最高、最具权威性的主体。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不断融合互动的国家社会模式下，[31] 各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方式由单纯意义上行动走向制度契约下的博弈与妥协。社会主体通过大量的争执、交易、妥协达成的以社会整体的名义对外的利益诉求，唯有借助国家的成熟的、覆盖面最广、组织体最完善和强大的、广泛的民主商议机制来实现，从而使国家成为社会利益代表者有了制度上的现实性和保障性。社会利益的整体性也为国家代表社会利益准备了基础性条件。国家将整个社会各类成员集合起来，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联系方式得以法律制度化的固定，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有序的状态存在着。毫无疑问，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利益的适格性。[32]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整合者和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整合者的作用远强于维护者的作用。政府自身的利益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政府失灵”现象，使其不能成为唯一的最佳社会利益维护者。政府对社会利益维护中的缺陷需通过国家、社会中间层主体、社会个体和其他阶层组织来弥补。社会阶层中的个体也同样因为利益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能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维护者，但其可以成为社会利益的主要享有者。社会个体通过对社会利益获取游戏规则的认可去展开利益的争夺和对社会利益的享有。纵使有时失败，也期待在下一次机会中获得成功，从而使社会利益有了使游戏可持续下去、并服从大局的社会阶层基础。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的主体作用的发挥，除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利益整合与形成机制、有效的维护机制外，还需有表现各阶层利益的诉求的表达机制，有畅通的阶层分化流动机制（特别是向上流动机制）和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共享成果的机制。这样，就会使各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共识，使社会利益原则在法律原则体系中的位阶得到有共识的提升。中国农村阶层分化、流动与整合是在所有制结构变革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变迁，促进了社会阶层对社会利益追求的觉醒。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家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使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产生的作用、分享的机制体系和维护的机制有了更新的市场化、法治化实现的路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利益的发展。可以说，农民阶层已成为社会利益发展的新的重要的动力，也必将成为维护社会利益原则的重要社会力量。
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阶层对社会利益原则的作用还表现在对社会利益发展序、时空序、社会利益形态、运行机制体系、规则制度体系、实现范式和模式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将在今后分别对其进行探讨，祈望能对此命题有一个体系化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现有社会不仅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而且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结构在理论上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是决定着社会发展程度和和谐程度的重要因素。参见陆月娟：和谐社会与社会阶层利益的整合[J]. 上海金融学报2005（5）：67.
[2] （英）边沁著，时殷译.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8.
[3] 庞德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应受一般保障的社会利益（如和平与秩序的要求、一般安全、健康状态、占有物的保障）。二是关于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各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利益。三是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四是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五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般进步的利益。六是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这种要求能使个人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参见（美）庞德著，沈宗灵等译. 通过社会的法律控制：法律任务[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7—41.
[4]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7.
[5] 孙笑侠认为，社会利益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参见孙笑侠. 论法律与社会利益[M]. 中国法学，1995（4）.
[6] 胡锦光等. 论我国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J]. 中国法学，2005（1）.
[7] 陈庆云等. 论公共管理中的社会利益[J]. 中国行政管理，2005（9）：32.
[8] 邓钢. 对社会利益及其与经济相关的反思[J].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3）：67.
[9] 辞海[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611.
刑法典（刑法典-第301至350条）
《刑法典》第301至350条
[ 刑法典 - 目录 ] [ 第11/95/M号法律 ] [ 第58/95/M号法令 ] [ 刑法典第1至100条 ] [ 刑法典第101至200条 ] [ 刑法典第201至300条 ] [ 刑法典第301至350条 ] [ 刑法典 - 词汇索引 ]
第三百零一条
（通谋外地）
意图以暴力破坏、变更或颠覆已在澳门确立之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而为下列目的通谋另一国家或其它地区之政府、党派、社团、机构或团体、又或其任一人员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ａ）接收指示、指令，又或收受金钱或有价物；或
ｂ）在下列活动方面给予协助：
（一）收集、预备或公然散布虚假或明显有所歪曲之消息；
（二）引诱人员，又或便利该等活动之进行而提供集会地点、资助该等活动或为该等活动作宣传；
（三）承诺或赠送；或
（四）威胁或欺诈他人。
第三百零二条
（侮辱本地区象征）
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它与公众通讯之工具，公然侮辱本地区、其旗帜或徽，又或不对之给予其应受之尊重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零三条
（胁迫本地区之机关）
一、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阻止或限制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ａ项所指之机关自由行使职能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上款所叙述之事实系向该款所指机关之成员作出者，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零四条
（扰乱本地区机关之运作）
藉暴动、扰乱秩序或喧哗，而：
ａ）不正当扰乱上条第一款所指机关之运作，而本身并非该机关之成员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ｂ）不正当扰乱上条第二款所指之人执行职务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零五条
（预备行为）
第二百九十七条至第二百九十九条所指之罪，其预备行为处最高三年徒刑。
第三百零六条
（减轻）
就本章中涉及产生危险之罪，如行为人在重大之损害发生前，因己意使该行为所产生之危险有相当程度之减轻，或排除该危险，得特别减轻刑罚，或得不处罚该事实。
第三百零七条
（附加刑）
因犯本章之罪而被判刑者，经考虑该事实之具体严重性，以及该事实在行为人公民品德方面所反映出之情况后，得使其丧失选举立法机关成员或被选为立法机关成员之资格，为期二年至十年，但不影响法律规定之特别制度。
第二章
妨害国家及国际组织罪
第三百零八条
（侵犯享有国际保护之人罪）
一、试图侵害享有国际保护之人之生命、身体完整性或自由者，而被害人系因执行官方职务而身在澳门，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侵犯享有国际保护，且处于上款所指条件下之人之名誉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为着以上两款之规定之效力，享有国际保护者为：
ａ）国家元首，包括依照宪法规定执行国家元首职务之合议机关成员，及政府首脑与外交部部长或等同者，以及上述者之随行家属；及
ｂ）在犯罪之时，按照国际法享有特别保护之地区或国家之代表或公务员、又或国际组织之人员，以及与上述之人共同生活之家属。
第三百零九条
（侮辱官方象征）
以言词、动作或散布文书，又或以其它与公众通讯之工具，公然侮辱某一地区、国家或澳门所参加之国际组织之官方旗帜或其它官方象征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条
（处罚条件及进行程序之条件）
一、本章之罪，非经澳门总督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但适用于澳门之国际协约或属司法协助领域之协议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二、如属侵犯名誉罪，尚须经被侵犯之地区或国家之政府、或国际组织之代表告诉，方得进行刑事程序。
三、本章中凡涉及被侵犯之地区或国家、其代表或公务员之规定，必须在作出该事实及审判该事实之时，对于该事实在刑事上系有互惠待遇者，方得适用之。
第三章
妨害公共当局罪
第三百一十一条
（抗拒及胁迫）
为反抗公务员或保安部队成员作出与执行职务有关之行为，或为强迫其作出与执行职务有关，但违反其义务之行为，而对其施以暴力或严重威胁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一十二条
（违令）
一、不服从由有权限之当局或公务员依规则通知及发出之应当服从之正当命令或命令状者，如符合下列情况，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ａ）有法律规定，告诫在该情况下系以普通违令罪予以处罚者；或
ｂ）虽无法律规定，但该当局或公务员有作出相应告诫者。
二、如有法律规定，告诫在该情况下系以加重违令罪予以处罚者，则刑罚最高为二年徒刑或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三条
（纵放被拘禁之人）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ａ）以暴力、威胁或计谋释放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或
ｂ）教唆、促成或以任何方式帮助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脱逃。
第三百一十四条
（公务员帮助脱逃）
一、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之公务员，将该人释放，任由其脱逃，又或便利、促成或以任何方式帮助其脱逃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公务员虽非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但基于所担任之职务，其有义务看管该人或阻止其脱逃，而作出上款所指之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一十五条
（看守时之过失）
负责看守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之公务员，因重过失而使依法被剥夺自由之人得以脱逃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六条
（脱逃）
一、在依法被剥夺自由之状况下脱逃者，处最高二年徒刑。
二、如行为人在被判刑前自发向当局投案，得特别减轻刑罚。
第三百一十七条
（违反判决所定之禁止）
违反刑事判决所定作为附加刑或非剥夺自由之保安处分之禁止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一十八条
（被拘禁之人之骚乱）
被拘禁、拘留或收容之人骚乱、且在协同彼此之力量下作出下列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ａ）攻击依法负责看守、治疗或看管其之公务员，又或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强迫该公务员作出或放弃作出某一行为；或
ｂ）促成自己或第三人脱逃。
第三百一十九条
（破坏受公共权力拘束之物件）
将受公共权力拘束之文件或其它动产、被假扣押或扣押之物、又或保全措施之标的物，全部或部分加以毁灭、损坏，或使之失去效用，又或以任何方式自公共权力处将之取去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二十条
（弄毁记号及封印）
将为认别任何物或使之不受侵犯、又或为证明该物系被假扣押、扣押或受保全措施所拘束，而由有权限之公务员正当施加之记号或封印，全部或部分加以弄开、破开或使之失去效用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一条
（撕除、破坏或更改告示）
将有权限之公务员张贴之告示撕除、毁灭、损坏或更改，又或以任何方式妨碍该告示为人知悉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二条
（职务之僭越）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ａ）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成员之身分，而在未经许可下，执行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之职务，或作出公务员或公共保安部队成员本身之行为；
ｂ）不拥有或不具备法律要求从事某一职业所须拥有或具备之某一资格或某些条件，明示或默示自己拥有或具备此资格或条件，而从事该职业；或
ｃ）获正式通知被撤职或停职后，继续执行公共职务。
第四章
妨害公正之实现
第三百二十三条
（作虚假之当事人陈述或声明）
一、作当事人之陈述，而在宣誓后且已被警告如作虚假陈述将面对之刑事后果后，就应陈述之事实作虚假之声明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辅助人与民事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作虚假之声明者，处相同刑罚；嫌犯就其身分及前科作虚假之声明者，亦处相同刑罚。
第三百二十四条
（作虚假之证言、鉴定、传译或翻译）
一、身为证人、鉴定人、技术员、翻译员或传译员，向法院或向有权限接收作为证据方法之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之公务员，作虚假陈述、提交虚假报告、提供虚假数据或作虚假翻译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六十日罚金。
二、无合理理由拒绝陈述，又或无合理理由拒绝提交报告、数据或翻译者，处相同刑罚。
三、如行为人在宣誓后，且已被警告将面对之刑事后果后，作出第一款所指之事实，处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五条
（加重）
一、如属下列情况，则第三百二十三条及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ａ）行为人在意图营利下为之；
ｂ）因该事实引致他人被撤职、丧失职业上之地位，又或引致他人之亲属或社会关系受破坏；或
ｃ）因该事实引致他人由于行为人实施之犯罪而被判刑，而行为人原应为被判刑者。
二、如因第三百二十三条或第三百二十四条所叙述之行为，引致某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三百二十六条
（撤回）
一、如行为人因己意撤回前言，而该撤回系在仍能于裁判中对之加以考虑之时，以及在虚假之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引致第三人有所损失前为之者，则不按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及上条第一款ａ项处罚之。
二、撤回前言之行为，按照情况得向法院、检察院或有权限之警察机关为之。
第三百二十七条
（贿赂作虚假声明）
借着赠送或承诺给予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说服或试图说服他人作出第三百二十三条或第三百二十四条所规定之事实之人，而他人并未作出该等事实，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二十八条
（刑罚之特别减轻及免除）
如属下列情况，则特别减轻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三百二十四条及第三百二十七条所规定之刑罚，或得免除刑罚：
ａ）有关虚假之内容所涉及之情节，对于藉该等陈述、报告、数据或翻译所拟证明之事，并无重大意义；或
ｂ）作出该事实，系为避免行为人自己、配偶、收养行为人之人或行为人收养之人、行为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行为人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在其后有受刑罚或受保安处分之危险。
第三百二十九条
（诬告）
一、意图促使某一程序被提起，以针对特定之人，且明知所归责之事属虚假，而以任何方式向当局检举或表示怀疑该人实施犯罪，又或以任何方式公开揭露或表示怀疑该人实施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如该行为系不实归责该人作出轻微违反或纪律违犯者，行为人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三、如行为人所采用之手段，系呈交或更改证据方法，又或使之失去作用者：
ａ）属第一款之情况，处最高五年徒刑；
ｂ）属第二款之情况，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四、如因该事实引致被害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五、应被害人之声请，法院须依据第一百八十三条之规定作出命令，让公众知悉该有罪判决。
第三百三十条
（虚构犯罪）
一、在无将犯罪归责于特定之人下，向有权限当局检举犯罪，或使有权限当局怀疑有人实施犯罪，而明知该犯罪并无发生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该事实涉及轻微违反或纪律上之不法行为，行为人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第三百三十一条
（袒护他人）
一、意图使已实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罚或保安处分，而阻止有权限当局进行全部或部分之证明活动或预防活动，或使该等活动全部或部分不能产生效果，或对全部或部分活动作出欺骗行为者，又或明知如作出上述行为会使已实施犯罪之人免受刑罚或保安处分，而仍为之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意图阻止对他人已科处之刑罚或保安处分全部或部分之执行，或使该执行全部或部分不能产生效果，或对全部或部分执行作出欺骗行为，而对该人提供帮助者，又或明知如对该人提供帮助会使该执行出现上述情况，而仍为之者，处相同刑罚。
三、依据以上两款判处行为人之刑罚，不得超逾法律对因所作出之行为而得益之人，其所作事实而规定之刑罚。
四、犯罪未遂，处罚之。
五、对作出下列行为之人，得特别减轻或免除刑罚：
ａ）借着该事实，同时寻求自己免被科处或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
ｂ）为使配偶、由自己收养之人、收养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与自己在类似配偶状态下共同生活之人得益，而作出行为。
第三百三十二条
（公务员袒护他人）
如上条所指之袒护，系由参与或有权限参与诉讼程序之公务员作出，或由有权限命令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之人作出，又或由负责执行刑罚或保安处分之人作出，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三百三十三条
（渎职）
一、公务员意图损害某人或使之得益，而在初步侦查、审判程序、纪律程序或其它性质之程序等方面，明知违反法律且在违反法律下，予以促进或不促进、指挥、作出或不作出决定，又或作出行使其担任之官职所产生之权力之行为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如因该事实引致某人被剥夺自由，行为人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三、有权限作出剥夺自由处分之命令之公务员，或有权限执行该处分之公务员，以违法方式命令或执行之，又或依法须作出该处分之命令或执行该处分，而不为之者，处上款所规定之刑罚。
四、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如系因重过失而作出该事实者，行为人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三十四条
（律师或法律代办之渎职）
一、律师或法律代办意图损害交由其代理之案件而损害之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律师或法律代办意图使利益出现冲突之人中之某人得益或受损，而在同一案件中为该等人担任律师或法律代办者，处相同刑罚。
第三百三十五条
（违反司法保密）
一、不正当让人知悉因司法保密而不应泄露之刑事诉讼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内容者，或不正当让人知悉不容许一般公众旁听诉讼过程之刑事诉讼行为之全部或部分内容者，如规范该诉讼之法律不对该情况规定另一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上款所叙述之事实涉及纪律程序，而该程序系处于依法须保密之状况者，行为人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第五章
执行公共职务时所犯之罪
第一节
引则
第三百三十六条
（公务员之概念）
一、为着本法典之规定之效力，「公务员」一词包括：
ａ）公共行政工作人员或其它公法人之工作人员；
ｂ）为其它公共权力服务之工作人员；
ｃ）在收取报酬或无偿下，因己意或因有义务，而不论系临时或暂时从事、参与从事或协助从事属公共行政职能或审判职能之活动之人。
二、下列者等同于公务员：
ａ）总督及政务司、立法会议员、咨询会委员、法院及检察院之司法官、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及巿政机关据位人；
ｂ）本地区官方董事及政府代表；
ｃ）公营企业、公共资本企业、公共资本占多数出资额之企业，以及公共事业之特许企业、公共财产之特许企业或以专营制度经营业务之公司等之行政管理机关、监察机关或其它性质之机关之据位人，以及该等企业或公司之工作人员。
第二节
贿赂
第三百三十七条
（受贿作不法行为）
一、公务员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之承诺，作为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未实行该事实，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如行为人在作出该事实前，因己意拒绝接受曾答应接受所给予之利益或承诺，又或将该利益返还，或如为可替代物，而将其价值返还者，则不予处罚。
第三百三十八条
（受贿作合规范之行为）
一、公务员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或第三人要求或答应接受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又或要求或答应接受他人给予该利益之承诺，作为不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上条第三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百三十九条
（行贿）
一、为第三百三十七条所指之目的，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本人同意或追认，给予或承诺给予公务员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者，又或在该公务员知悉下给予或承诺给予第三人该利益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如该目的系上条所指者，行为人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三、第三百二十八条ｂ项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三节
公务上之侵占
第三百四十条
（公务上之侵占）
一、公务员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将因其职务而获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触之公有或私有之金钱或任何动产，不正当据为己有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上款所指之有价物或对象属小额，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如公务员将第一款所指之有价物或物件贷予他人、质押或以任何方式使之承受负担，而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四十一条
（公务上之侵占使用）
一、公务员使用或容许他人使用因其职务而获交付、占有或其可接触之公有或私有之交通工具或其它具相当价值之动产，而用途系有别于该等交通工具或动产本身原定之用途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公务员在无特别基于公共利益之正当理由下，将公有金钱作有别于法律所定之公用用途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二条
（在法律行为中分享经济利益）
一、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分享经济利益，在法律行为中损害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负责管理、监察、维护或实现之财产利益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公务员因民事之法律上之行为，以任何方式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财产利益，而该民事之法律上之行为所涉及之利益，在作出该行为当时系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处分、管理或监察者，即使未对该等利益造成损害，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三、公务员因征收、结算或支付，以任何方式为自己或第三人收受财产利益，而该等征收、结算或支付系因其职务而全部或部分由其负责命令为之或由其为之者，即使未对公钞局或对交托予该公务员之利益造成损害，亦科处上款所规定之刑罚。
第四节
滥用当局权力
第三百四十三条
（公务员侵犯住所）
公务员在滥用其职务上固有之权力下，实施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犯罪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
（违法收取）
一、公务员在执行其职务时，或在行使因其职务而产生之事实权力时，借着诱导被害人陷于错误或利用被害人之错误，亲身或透过另一人而经该公务员同意或追认，为自己、本地区或第三人收取其不应收之财产利益，或收取超逾应收额之财产利益，尤其系税捐、费用、手续费或罚款等，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行为人以暴力或以重大恶害相威胁作出该事实，而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三百四十五条
（运用公共部队妨害法律或正当命令之执行）
有权限征用公共部队或作出运用公共部队之命令之公务员，为阻止法律之执行、司法机关依规则作出之命令状之执行、或公共当局之正当命令之执行，而征用公共部队或作出运用公共部队之命令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六条
（拒绝合作）
公务员受有权限当局合法征用，为司法活动或任何公共部门提供应当之合作，而拒绝提供合作，或在无正当理由下不提供合作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三百四十七条
（滥用职权）
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正当利益，或造成他人有所损失，而在以上各条所规定之情况以外，滥用其职务上固有之权力，或违反其职务所固有之义务者，如按其它法律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第五节
违反保密及弃职
第三百四十八条
（违反保密）
一、公务员意图为自己或他人获得利益，或明知会造成公共利益或第三人有所损失，在未经须获之许可下，泄漏在担任职务时所知悉之秘密，或泄漏因获信任而被告知之秘密，又或泄漏因其担任之官职之便而知悉之秘密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非经监管有关部门之实体或被害人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三百四十九条
（违反函件或电讯保密）
邮政、电报、电话或电讯部门之公务员，在未经须获之许可下，作出下列行为者，处六个月至三年徒刑，或科不少于六十日罚金：
ａ）消除或取去交托予该等部门且因其职务而可接触之信件、包裹、电报或其它通讯；
ｂ）开拆因其职务而可接触之信件、包裹或其它通讯，或不将之开拆而知悉其内容；
ｃ）向第三人泄漏因其职务而知悉之某些人之间之通讯，而该等通讯系藉该等部门之邮政、电报、电话或其它电讯工具作出者；
ｄ）录取或向第三人泄漏上述通讯之全部或部分内容，又或使第三人有可能听取或知悉该等通讯；或
ｅ）容许或促使以上各项所指事实之发生。
第三百五十条
（弃职）
公务员意图阻止作出公共服务或使之中断，而不正当放弃其职务或玩忽职守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