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遂宁市工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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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公司人格的面纱

栾桂平


　　在审判实践中，滥用公司人格的案例较多，常见的有开办单位或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法院直接判令开办单位或股东在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但是随着公司的增多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在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滥用公司人格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并呈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就如何认定滥用公司人格—揭开公司人格的面纱作一粗浅探讨。
　　一、什么是公司人格滥用
　　公司人格滥用是指控制股东利用股东以出资承担有限责任和公司以全部资产独立承担责任的规定，以自己的意志操纵公司的意志，使公司成为控制股东的傀儡，从而使公司成为自己逃避债务、规避风险的工具。按照公司法的一般原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与公司严格分离，这种分离一是表现为财产上的分离，即公司的财产与股东的财产分离，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二是表现为人格上的分离，股东与公司系完全独立的人格，股东仅代表个人意志，公司的运营由公司独立决定。公司人格滥用的构成要件包括：公司经工商机关注册成为独立的法人，存在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实施了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控制股东以公司的行为代替自己的行为，公司人格滥用行为产生了控制股东逃避责任，债权人提起控制股东滥用公司人格之诉。
　　二、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方式
　　1、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到位或者甚至达不到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公司资本是公司正常营运的物质基础，是公司人格独立的重要条件之一。以公司方式组织经营，但又不具备足额资本，可以认为出资人利用公司制度逃避股东个人的责任。现代公司法对设立公司的最低资本额的规定较低，一个资本不足的公司如果从事具有风险的商务运作，实际上是将损失的风险转嫁给公司债权人。
　　2、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是公司已失去独立人格的集中表现。这种情况较多发生在小规模公司和母子公司中，公司与股东或者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发生财产、业务的混同，是对分离原则的严重背离。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公司与股东财产混同。如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任意抽逃资本，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或账目混在一起没有明确界限，股东随意为个人目的使用公司财产等，这实际上是对财产层次上分离原则的背离。（二）公司与股东经营行为混同。即股东不是按法定方式行使其权利，而是任意干预公司的具体经营活动，使公司丧失经营自主性，这实质上是对经营层次上分离原则的背离。由于财产、经营的混同导致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公司被作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或工具，易使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公平地位，并可能导致其权利落空。这种情况大都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
　　3、利用公司人格逃避契约义务或其他债务。股东利用公司形式从事经营活动，在公平、诚信的前提下，严守分离原则，即可享受有限责任的特权，分散经营风险。有些公司债务累累，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以其财产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或其他企业法人，并将经营所得转移至新设公司或企业名下，使原公司成为空壳，用来对付债权人索债，公司独立人格显然已被滥用，成为股东回避契约义务的工具。这种金蝉脱壳的现象在审判实践中颇为常见，但因新公司在设立时往往由自然人使用现金作为出资，法院不能掌握其内部的资产转移的证据而不能判令新设公司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颇为无耐的现象。如果放任自流，将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
　　4、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律义务。公司法存在强制性条款，给予公司股东和公司强制性义务，股东和公司应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但控制股东利用公司的法人人格，人为地改变了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达到规避法律义务的目的，从而导致法律规范本来的目的落空。 　
　　三、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认定的法律要件
　　1、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体是公司的控制者、操纵者。控制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中固有的便利条件，往往能够较为便利地控制、操纵公司，所以控制投东成为滥用行为最常见的主体。除了控制股东，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经理，只要实际上控制、操纵了公司，都可以成为滥用行为的主体。所以，无论是控制股东还是其董事、经理，只要实际控制、操纵着公司，就有可能成为滥用公司人格者。
　　2、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在客观上突出地表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操纵。特定主体要想使公司形式成为其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首先必须对该公司拥有实际的控制权。如果特定主体对公司不拥有控制权，当然无法利用该公司形式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从而也就无法以公司的独立人格为挡箭牌，逃脱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控制、操纵公司的方式多种多样，这种方式可以是股权式的，即通过控制公司的绝对或者相对多数的股份来控制、操纵公司；也可以是非股权式的，如通过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和优势和能力而控制、操纵公司；还可以是行政干预式的，即通过行政权力的参与和干预来控制、操纵公司。但无论何种方式，这种外在的控制和操纵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从而使公司丧失自主性、独立性，失去独立人格的基础，也只有如此，公司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
　　3、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从法律标准上看，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以违反法律规定特征的。这是区分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股东出于经济交往中限制风险责任的需要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后者通常表现为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有限责任原则，在市场经济中，这是法律制度下经济自由的体现，显然不能因为纠治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而过度地限制经济自由，以至于危及法人制度的基础，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在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认定中，必须严格区别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
　　4、在主观方面，滥用公司人格行为通常表现为恶意。即滥用者有意识地把公司人格作为非法活动的工具或手段，借以规避法律、逃避契约义务。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形式上看是公司的意思、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特定人的意思和行为，只不过借用了公司的形式，用合法的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逃避契约义务则是指特定的人或公司为逃避自身已有的契约义务，而将其财产转移给受其控制的公司，使契约义务无法得以履行；或者为摆脱契约内容对其不得为某一行为的限制而成立一个由其控制的公司。
　　在以往的审判实践中，在审理有关公司注册资本不实的纠纷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不囿于公司已经取得的独立法人地位，或者直接追究负有出资义务的股东注册资金范围内的责任，或者不视其为法人而追究股东、开办单位的责任。在确有证据证明实为一套班子，数块牌子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无视其数个牌子下各自独立的公司人格，而将其列为共同被告，追究实际控制、操纵者的责任。由于上述探索突破了公司独立人格的一般原则，体现了公平精神，解决了一些审判实践中的难题。新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的该款规定直接揭开了公司的面纱，为直接判决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要大胆探索，既要依法保护公司的健康运营，也要追究滥用公司人格者的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栾桂平
北安市人民法院

从一起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引发的对供用电设施产权及其分界点问题的思考

唐正洪

一、案情简要

1994年，贵州省万山特区下溪乡官田村芷冲村民组的8户村民，经万山特区供电局的下属单位下溪乡供电所的同意，自筹物资架设了一条低压照明裸输电线路。此输电线从供电所所属、位于离村民杨厚明责任田不远处的一根水泥电杆（从杨厚明责任田处视线可见该水泥电杆）上接线，在杨厚明责任田旁立有一根用树干做成的简易电杆支撑该输电线。此输电线路在当初架设后，8户村民共同使用一安装于前述水泥电杆上的电表，供电所按该电表向8户村民统一收费。从2002年上半年起，万山特区逐步实施农村电网改造，供电部门对一些尚未改造到的输电线路也统一将电表安装到用电户门口。在触电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左右，乡供电所拆除了前述水泥电杆上的电表，在8户村民房屋外分别给每户安装了电表，对8户村民按各户电表分别收取电费。

杨厚明责任田旁的简易木质电杆，由于年久失修而向一旁倾斜，使得被其支撑的输电线低垂悬于田坎上方。2002年5月22日傍晚，下溪乡官田村官田村民组村民杨顺主之子杨天恩（17岁），放牛途经杨厚明责任田的田坎，触及此低垂的输电线，触电死亡。

事故发生后，下溪乡供电所的上级单位万山特区供电局支付补偿费1000元给死者家属。后死者之父杨顺主向法院起诉，要求特区供电局赔偿致杨天恩触电死亡的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3项共计42000元。

二、分歧意见及处理结果

对本案供电局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供电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虽然受害人杨天恩触电死亡的事实成立，但是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的产权属于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而供电所为农户分别安装电表并不表示该线路的产权随之转移。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属于用户共用性质的供电设施，由拥有产权的用户共同运行维护管理。如用户共同运行维护管理确有困难，可与供电企业协商，就委托供电企业代为运行维护管理有关事项签订协议”，而本案8户村民并未委托供电所对该输电线路代为管理维护。因而，根据《供电营业规则》 第五十一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对发生触电事故的供电设施，万山特区供电局既不是产权人，也不是受委托的管理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供电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虽然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原为官田村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架设，但是在事故发生前，乡供电所已将电表分别安装到该8户村民，且由8户村民分别向乡供电所交纳电费，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用电计量装置，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的规定，乡供电所为8户村民分别安装电表并收取电费，即应视为乡供电所管理使用村民电表以外的输电线路，乡供电所对该线路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和维护责任。由于该输电线路管理使用人乡供电所以及线路所有权人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均疏于履行对输电线路的管理维护责任，共同导致触电事故发生，乡供电所从属的万山特区供电局和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本案的处理，第一种意见为多数人意见，即本案处理结果为：万山特区供电局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笔者意见及法理分析

在以上两种处理意见中，毫无疑问第一种意见符合有关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及规章对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产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规范的字面规定。但是，笔者同意其中第二种意见的处理结果，即认为万山特区供电局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损害赔偿案件，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是损害赔偿的归责问题。本案是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处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事由或者说原则，可概括为二点：一是产权归属原则，即发生触电事故的供电设施产权人是谁，就由谁承担责任；二是因果关系原则，即根据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关系，确定责任主体，由其承担责任。该规定虽然是针对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但是对于非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同样具有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因而，对非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也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考虑归责问题，具体地讲：一是从产权上考虑，即由产权人承担推定过错责任；二是从原因力上考虑，即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非产权人承担过错责任。以下本着这一思路，从归责问题和侵权构成问题着力，分析本案供电局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理由。

1、从客观上看，供电所已实际管理和使用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虽然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原为官田村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架设，但是在事故发生前，供电局的下属单位乡供电所已将电表分别安装到该8户用电户，且由8户村民各自向乡供电所交纳电费，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用电计量装置，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的规定，乡供电所为8户用电户分别安装电表并分别收取电费，说明乡供电所已实际管理和使用村民电表以外的输电线路，乡供电所对该线路应当承担相应的管理和维护责任。

2、从产权关系上看，供电所对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具有某种产权关系。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产权”概念并未直接定义内涵、界定外延，也未规定产权是仅指财产所有权。根据民法基本原理，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等各项权能，且财产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又是可以相互分离的。在本案中，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虽然为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所有，但并不能就此排除供电所也可以同时管理和使用该输电线路。供电所为该8户村民分别安装电表和分别收取电费的行为，表明供电所已在客观事实上使用了该输电线路，可以说供电所是该线路的使用权人之一，或者说是“产权人”之一。

3、从合同关系上看，供电所对该输电线路也具有安全维护的责任。根据国务院《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供用电合同应当具备供用电设施维护责任的划分条款” ；又据电力部《供电营业规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分户时应变更供用电合同”和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在电气上的具体分界点，由供用电双方协商确定”。而在本案中，供用电双方在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架设输电线路时的初次用电，尤其是在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分别安装电表时的分户用电，均未订立书面的供用电合同，双方对用电户电表以外的线路由谁承担管理维护责任问题未作书面约定，从而导致对该输电线路的管理维护责任划分处于不明确状态。在双方对输电线路的管理维护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约定不明，管理维护责任划分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推定双方都具有管理维护责任。

4、从过错责任上看，供电所具有疏于履行对他人生命健康安全的注意义务之过错责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发生触电事故的输电线路电杆倾斜、电线低垂，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以普通自然人的标准，站在属于供电所有的水泥电杆处，对该线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事实是完全能够看见和知晓的。而供电所正好在事故发生前一个月拆下了水泥电杆上的电表，因而供所对该安全隐患的存在是明知的。供电所在改变供用电合同进行分户供电时，对于用电户电表以外的输电线路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进行排除，仍然进行供电，导致触电事故发生，供电所在主观上是有过错的。如果供电所在分户时，对该线路进行安全维护或者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线路拒绝供电，都是可以避免该触电事故发生的，因而供电所的不作为行为与本案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对供电所无论是适用产权归责原则，还是适用原因力关系原则，均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供电所是供电局的下属单位，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故应由其上级单位供电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外，芷冲村民组8户村民作为该输电线路的财产所有权人，也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四、对产权及其分界点问题的思考

本案争执的焦点，其实就是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点问题。根据侵权行为法理论，侵权行为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种，而特殊侵权又分为以下两种：一是与赔偿义务主体有某种特定关系的人员实施的致害行为，可称为人员侵权；二是由赔偿义务主体所有、使用、管理、作业、施工的物件或设施致他人损害的侵权，可称为物件侵权。触电人身损害，从性质上来看，属于特殊侵权中的物件侵权。因而，对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来说，发生触电人身损害事故的供用电设施的产权归属问题，是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触电人身损害以外的其他物件侵权，如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建筑物件致人损害等等，其侵权致人损害的物件一般是独立存在的，其相应的产权关系较为明确。相反，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供电设施，其特点是始终处于接续连贯的状态，如此就自然会产生一个供用电设施产权分界点的问题。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首先要解决的是供用电设施的产权及其分界点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供用电设施的产权及其分界点问题与触电人身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确定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法律问题。

从司法角度看，对于触电人身赔偿案件来说，供用电设施的财产价值归属于谁的问题并不十分重要甚至毫无意义，所要解决的是由谁（主体归责）及凭什么（事由归责）对该设施引发的触电人身损害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也即归责问题。人们所谓的“产权”问题，实际上是为解决归责问题服务的。从引起触电人身损害事故的原因上分类，触电人身损害事故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引起的情形；二是由供电设施安装的原因引起的情形；三是由供电设施管理维护的原因引起的情形。在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发生得较为普遍的主要是后两面种情形。因而在这里，产权问题就是用来解决谁对供用电设施因安装、管理、维护方面的义务而对触电人身损害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换言之，供用电设施由谁安装、管理及维护的问题，才是案件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产权问题不是解决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责任承担问题的唯一标准，它仅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快捷的、简便的方法或途径而已。

供用电设施有两种存在状态：一是未输电状态；二是输电状态。输电设施在未输电状态下致人损害，不属于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可归属于建筑物件侵权。输电设施只有在输电状态下才能引起触电人身损害事故，未输电状态下是不可能引起触电人身损害事故的。与之相适应，输电设施的产权关系也有两层意义：一是与未输电状态相适应的产权关系，包括输电设施初始安装或使用时的权属来源关系，输电设施终结转让或撤除时的利益归属关系等等；二是与输电状态相适应的产权关系，包括与输电相关的使用、管理、维护关系及由此引起的损害赔偿义务关系。并且，这两种意义上的产权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相互分离的，正如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一样。在这两种意义的产权关系中，处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所要考量的应当是后者，即输电设施的使用、管理、维护关系及损害赔偿义务关系。

在输电设施两种意义产权关系之与输电状态相适应的产权关系，即与输电相关的使用、管理、维护关系及由此引起的损害赔偿义务关系中，使用关系是前提和条件，管理、维护及赔偿义务关系是因使用关系而产生的带有义务性的后果状态或关系。对输电设施的管理和维护责任，除了委托管理维护的情形外，基本原则应当是谁使用就由谁承担管理维护责任。换言之，输电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与该设施的使用权有直接的关系，而与供用电设施的财产所有权无必然的关系。由于财产的使用权关系本身就比财产所有权关系要复杂，加之供用电设施又是一种在使用过程中能体现特殊物理特性而使其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财产，故供用电设施的使用权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其他相关关系就比其财产所有权关系更为复杂。比如：从电能的输送过程来看，供用电设施必须接续连贯才能输电，如果仅有送电设施而没有受电设施或者相反，或者送电设施与有受电设施相分离，则电能的运输和使用将是无法完成的，如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供电人与受电人是相互使用了彼此的输电设施。在前述案件中，乡供电所将度量装置电表安装到用电户门口，也可以说乡供电所对电表以外的输电线路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使用。尤其是在产权分界点及其附近，使用权关系呈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状态。比如：供电部门的高压输电线接入一台产权属于乡政府的变压器，而该变压器又安置于一个不符合安全规范的水泥平台上，某未成年人爬上此水泥台，触及供电部门的高压输电线被电击致残，在该案中供电部门也构成了对此水泥平台的使用。以上说明，以输电设施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不足以说明和界定其使用权关系及相应的管理、维护及赔偿义务关系。

从立法规定上看，《民法通则》对特殊侵权中的几种物件侵权的赔偿义务主体的规定，所采用的原则是不同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是由作业人承担民事责任，此与第一百二十五规定的建筑施工致人损害的由施工人承担民事责任相类似，而与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建筑物件致人损害的由物件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的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相区别。其中，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由作业人承担民事责任，在这里“作业人”并不一定就是“产权人”。高度危险的作业人，其作业的范围即作业所及的对象或作业所使用的工具等等，既可是其所有权范围内的，也可是其依法或按合同约定而具有使用权、管理权范围内的，同时由于高度危险作业的特殊性，其作业的范围往往还及于以上范围以外的区域。产权范围体现的是一种静态关系，其范围一般是固定不变的；而作业范围体现的是一种动态关系，其范围有很大的变动性。由此可见，高度危险作业的产权范围与作业范围是不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