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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2:05:45  浏览:811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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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四川省达州市人民政府


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11年8月31日达州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2008年9月9日印发的《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二○一一年九月二日








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2011年8月31日达州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国务院工作规则》、《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达州市人民政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市委的决策和部署,围绕“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幸福达州”的奋斗目标和“追赶跨越、加快发展”的主基调,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三、市政府工作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四、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政务公开,增强执行能力,提高行政效能,扎实推动市政府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第二章 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各局局长、各委主任、各办主任。

六、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七、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工作,副市长协助市长工作。

八、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依法应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和突发性重大事件,来不及召开会议而又必须及时处理的,分管副市长协调处理后,向市长报告。

九、市长或市长委托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受市政府的委托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某一方面的工作。

十、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十一、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协助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领导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

十二、市长出国访问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代行市长职责。

十三、市政府各局、委、办实行局长、主任负责制,各局局长、各委(办)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

审计局在市长和省审计厅的双重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政府职能



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幸福达州。

十五、充分发挥经济调节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发挥比较优势,推进优势资源开发利用,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全市经济跨越发展。

十六、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职能。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质量、价格监督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七、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理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强化政府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高政府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十八、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整合优化公共资源,增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提高教育服务水平,增强科技服务能力,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第四章 政府决策



十九、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二十、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城乡发展规划、经济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额资金安排使用、重大国有资产经营与处置方案、重大项目建设和关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改革开放方面的其他急要事项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一、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和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县(市、区)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十二、市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团组织、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市民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依法行政



二十三、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创建工作。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实行常务会议例行学法制度。

二十四、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制定政府规范性文件,清理、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审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承办。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要依照有关规定开展后评估工作。

二十五、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的决定、命令。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力、义务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公布。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请示市政府;部门联合制定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发布前,须经市政府批准。部门和县(市、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要依法及时报市政府备案,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备案审查。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修改、废止,继续执行的,应当将目录公告。

二十六、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错案责任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实行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复议过错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有错必纠。



第六章 政务公开



二十七、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自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按照便民利民的要求,进一步改进政务服务,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

二十八、创新政务公开方式方法,推行行政决策公开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健全政府信息(新闻)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深化基层政务公开。

二十九、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以及市政府各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三十、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行政事项以及法律和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政府公报、新闻发布会、办事指南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行政监督



三十一、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负责地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询问和质询,依法备案政府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书面报告。

三十三、加强全市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健全政府层级监督制度。市政府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撤销或修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县(市、区)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三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监督。对新闻媒体和各方面反映的重大问题,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报告市政府。

三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定期接待群众、亲自阅批处理重要的群众来信和群众网络留言。

三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创新绩效评估机制,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要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第八章 工作部署和落实



三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增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部署,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三十八、市政府按照市委部署提出年度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工作措施和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并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部署组织实施。

三十九、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政府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部署和重大决策部署,及时跟踪和反馈落实情况,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工作落实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催办、督查并适时作出通报。

四十、市政府建立健全绩效管理考核制度,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对省政府重要文件、重要会议、决议和决定、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要按规定及时向省政府专题报告,并做好贯彻落实过程的跟踪督查;对省政府和省政府领导批示交办的事项,要认真办理,一般应在半个月内办结并报告批示领导或批示机关,急件必须急办,并及时报告办理结果。

对市委、市政府重要文件、重要会议、决议和决定、重要决策、重要工作部署,要督促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并按期如实报告贯彻落实情况。市政府领导及市政府办公室要及时了解掌握贯彻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市委、市政府决策落实。对社会反映较多、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市政府分管领导要主动督办。对重大突发事件,市政府分管领导要亲自组织、领导和督促对事件的处置。

四十一、市政府应当客观、科学总结上一年度工作,并形成书面报告,分别向省政府、市委和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九章 会议制度



四十二、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制度。

四十三、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和市政府工作部门的各局局长、各委主任、各办主任组成。

根据需要可安排市长助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府应急办、市政府派出机构、市政府工作部门挂牌机构、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市级有关单位(含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单位)和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特邀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达州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武警达州市支队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部署和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和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重大改革措施或其他重要工作;

(四)通报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全市政治经济社会形势;

(五)讨论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六)讨论通过按照法律规定需由市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四十四、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达州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出席人员必须在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的半数以上。

根据需要可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领导同志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市长助理、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府新闻办、市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中心和与议题有关的市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市政府办公室相关科(室)主要负责人旁听涉及议题。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两周召开一次,如有需要可适时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制订完成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下达的重要任务的措施,讨论决定上报省政府的重要事项。按照《中共达州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规则》相关规定,研究审议重要规划编制、大额经费支出、重大国有资产处置、重大项目建设等需以市政府党组名义报请市委审定的有关事项;

(二)研究分析全市经济社会形势;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安排、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和其他重要事项;

(四)讨论审议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以及须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

(五)讨论决定由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六)听取有关部门、县(市、区)政府的专题汇报,研究明确工作措施,讨论决定有关重要事项;

(七)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讨论决定有关人事任免、表彰奖励事项;

(八)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重要事项及市长认为须经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

四十五、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充分协调或审核后提出,经秘书长平衡后报市长确定。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上会议题材料于会前送达出席人员。

四十六、市政府领导同志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和市政府常务会议,须向会议主持人请假,经批准同意后告知市政府办公室;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市政府全体会议其他组成人员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列席人员不能参会的,应提前填写请假报告单送市政府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室汇总,报秘书长审核后报会议主持人审批。

未经批准同意不得缺席或由他人代替出席会议。

四十七、市政府全体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由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会议新闻稿由市政府秘书长负责审定,如有需要,报请会议主持人审定。

四十八、副市长、秘书长受市长委托或按照分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市政府相关工作,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签发,涉及全局、重大、敏感事项的专题会议纪要报市长签发。受副市长、秘书长委托,有关副秘书长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市政府相关工作,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和有关副秘书长审核后由委托人签发。

四十九、市政府召开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应按通知要求参加,因故不能参加的,应提前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缺席或由他人代替参加。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一般不邀请县(市、区)政府负责人参加,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五十、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政府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以及《达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运转办法》等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紧急重大事项、突发事件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律由主要负责人签发,送市政府办公室统一按规定程序办理,一般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领导同志个人非特殊情况一般不直收直批公文。

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政府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报告或报请市政府批准下发的公文,凡涉及其他部门、县(市、区)工作的,主办部门、县(市、区)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其他部门、县(市、区)要积极配合,一律不得把未经认真研究、协商的事项上报市政府;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部门、县(市、区)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建议意见报市政府协调或裁定。

五十一、市政府各部门、各县(市、区)政府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领导分工提出拟办意见送联系副秘书长初审后送秘书长、有关副市长审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如属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由市政府办公室直接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承办部门应及时向市政府办公室反馈办理结果。

五十二、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发布的决定、命令,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议案,人员任免文件,由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签发。

五十三、市政府报送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审批的文件,由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或市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签发。报省级有关部门的文件由联系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审核后报秘书长、分管副市长签发。

市政府报送市委的文件以市政府党组的名义报出,由党组书记签发。

以市政府名义下发行文,涉及全局、重大和敏感事项的,或经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由联系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审核后送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复审,报市长签发;不涉及全局、重大和敏感事项的,由联系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审核后送秘书长、分管副市长签发;涉及两个以上副市长分管工作的文件,要相互协商通气,经联系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初审后送秘书长、有关副市长签发;常规事项的发文,由秘书长签发。

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的政务类公文,由联系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审核后送秘书长、分管副市长签发,重大事项报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的事务类函件由秘书长或秘书长委托有关副秘书长签发,一般事务类函件可由市政府办公室分管领导签发。

五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可由主管部门发文的惯例性和阶段性工作,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通过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工作会议上已印发的领导讲话,以领导小组名义召开的专题会议、座谈会、外出考察调研的领导讲话,一般不以市政府文件形式下发;对省政府普发性文件没有新的贯彻要求,可采用电报、电话或其他方式布置的,不再发文;已开会部署并明确工作任务的,一般不再发文;对省级部门文件的贯彻实施,不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行文。要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广应用公文无纸化传输系统,减少纸质公文数量,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十一章 廉政建设



五十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

五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从严治政,廉洁从政,勤勉行政。对属于本职工作范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要求认真办理,对非职能范围内的事项要负责介绍办理程序,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违规办理;对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失职、渎职等不作为行为和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坚决查处,严肃追究责任。

五十七、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严格遵守廉政承诺,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等公权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从严要求,严禁其利用特殊身份谋取私利。

五十八、市政府领导班子要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认真抓好分管(联系)部门、单位、系统、行业及其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对因责任制不落实导致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治理、出现重大腐败行为的地方和部门,要严肃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第十二章 纪律和作风



五十九、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令行禁止,确保政令畅通。

六十、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六十一、市政府各部门发布涉及政府重要工作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信息,要经过严格审查,重大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六十二、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漏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六十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设学习型机关。

六十四、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坚持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搞迎来送往。

六十五、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六十六、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部门和县(市、区)举办的纪念性活动;不参加商业性的庆典、开幕、奠基等剪彩活动和为其题词、题字;不为兴建的纪念物、建筑物、创办出刊物等题词、题字;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

六十七、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和外事活动安排,按中央和省、市有关规定办理。

六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和请假制度。市长、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一般不同时外出。副市长与联系副秘书长一般不同时外出。副市长、秘书长出访、出差和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外出活动的安排和在外地的活动情况应及时告知市政府办公室,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其他领导同志。市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开达州,须事先报告市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同意后方能出行,并同时书面告知市政府办公室。

六十九、市政府实行节假日和双休日领导带班制度。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市政府领导轮流带班,负责处置突发事件和处理紧急事务。

市政府派出机构、市政府工作部门挂牌机构、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适用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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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企业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企业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7年3月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乡镇企业合法权益,规范乡镇企业行为,扶持和引导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其主要形式有:
(一)乡(镇)、村、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举办的企业;
(二)农民之间或农民与乡(镇)居民合作、合伙举办的企业;
(三)农民独资、合资举办的企业;
(四)乡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港澳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联合举办的企业。
乡镇企业在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市开办的并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企业,按乡镇企业对待。
第三条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社会服务,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支援农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积极扶持、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坚持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分配方法并存的原则发展乡镇企业。
第五条 乡镇企业依法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乡镇企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立足本地实际和资源优势,制定发展计划和各项保护措施,并组织实施。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适当集中,发展各种类型的乡镇工业小区,逐步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以加快小城镇建设。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视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采取措施,切实提高乡镇企业防治污染能力,鼓励发展无污染、少污染和低资源消耗的企业。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和企业集团,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第十条 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干预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非法平调、占有或无偿使用乡镇企业的财产,撤换企业负责人或财会人员,改变乡镇企业的性质和隶属关系。
第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全自治区的乡镇企业工作,行署和市、县(区)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管理工作。
各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进行规划、协调、监督、服务,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乡镇企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乡镇企业发展规划、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开展调查研究,为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四)指导乡镇企业的统计、财务、审计、价格、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管理工作;
(五)协调企业与有关方面的关系,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咨询和信息服务;
(六)负责发展乡镇企业各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七)依法收取、使用和管理乡镇企业管理费;
(八)组织职工教育培训,指导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发展乡镇企业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乡镇企业、投资者、职工
第十三条 乡镇企业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企业财产权属于设立该企业的全体农民集体所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企业、组织或个人共同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企业财产权按照出资份额属于投资者所有。
农民合伙或单位投资设立的乡镇企业,其企业财产权属于投资者所有。
第十四条 乡镇企业投资者,依照法律、法规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建立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第十五条 乡镇企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形式设立。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设立的乡镇企业,应当向当地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乡镇企业变更名称、住所或分立、合并、停业、终止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后,向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备
案。
第十六条 乡镇企业享有下列权利:
(一)占有和使用企业资产;
(二)依法开发和利用资源;
(三)获取合法收益;
(四)依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筹措资金;
(五)确定企业内部机构和人员配备,依法招聘、辞退职工,确定工资分配形式和奖惩办法;
(六)自行销售企业产品,依法确定产品价格;
(七)依法自主订立经济合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八)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开展进出口贸易、境外投资办厂等涉外经济活动,并按照国家规定提留和使用企业的外汇收入;
(九)参加各种招标、投标活动;
(十)申请专利权,申报科技成果及申请评奖,申请注册商标及产品定点生产,取得国家规定产品的生产许可证;
(十一)拒绝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摊派、收费、罚款。
第十七条 乡镇企业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缴纳支农资金和管理规费;
(三)建立健全企业财务会计、内部审计和统计制度,依法设置会计帐册,按期如实报送财务、统计报表;
(四)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切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得采用或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不得生产和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严重污染环
境的产品;
(五)加强质量管理,按标准组织产品生产或服务,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六)加强劳动保护、劳动安全工作,严格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有效的劳动、卫生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防止生产伤亡事故和职业病发生;
(七)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按期进行纳税申报,足额缴纳税款;
(八)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采纳职工的合理化建设,接受职工的监督。
第十八条 乡镇企业招聘、录用职工,必须依照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对女职工和未成年职工应当依法给予特殊劳动保护,严禁使用童工。
第十九条 乡镇企业应当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福利和劳动条件,丰富文化生活,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科学文化、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
第二十条 乡镇企业依法实行民主管理。企业投资者或企业负责人在确定经营管理制度、作出重大经营决策和决定职工工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等重大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本企业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实施情况要定期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
第二十一条 乡镇企业负责人依法产生,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
乡镇企业负责人必须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各项义务。
第二十二条 乡镇企业职工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参加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享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安全卫生保护和休息、休假的权利;
(二)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业务培训;
(三)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意见;
(四)控告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
(五)检举违法乱纪行为和抵制不良现象。
第二十三条 乡镇企业职工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企业的管理制度;
(二)服从企业的工作安排,完成生产和工作任务;
(三)保守企业的生产经营秘密,维护企业信誉;
(四)爱护企业财产和设备;
(五)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钻研业务技术,不断提高劳动技能。

第三章 鼓励与扶持
第二十四条 鼓励与扶持下列乡镇企业: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企业;
(二)生产高技术含量、高创汇、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
(三)农村产业化的龙头企业;
(四)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举办的企业;
(五)实施“东西合作工程”的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进入工业小区的企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建立和完善服务体系,组织有关部门,帮助乡镇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开发新产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在项目开发、资源利用、出口创汇、人才培训、技术咨询、市场信息等方面,为乡镇企业提供服务。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基金由下列资金组成:
(一)财政预算拨付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
(二)乡镇企业每年上缴地方税金增长部分中一定比例的资金;
(三)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收取的乡镇企业管理费中一定比例的资金;
(四)农业发展资金用于乡镇企业的部分;
(五)扶贫开发资金用于乡镇企业的部分;
(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农民等自愿提供的资金;
(七)基金运用产生的收益;
(八)其他可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的资金。
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专户储存,有偿使用,其设立和使用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七条 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专门用于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其主要使用范围是:
(一)支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乡镇企业;
(二)发展效益好、高科技的乡镇企业;
(三)支持乡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开发名、特、优、新产品和生产传统产品;
(四)支持东西部经济技术合作和举办乡镇企业
(五)支持乡镇工业小区建设和外向型乡镇企业基地建设;
(六)支持实施“强乡富民工程”;
(七)发展生产农用生产资料或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乡镇企业;
(八)发展从事粮食、饲料、肉类的加工、贮存、运销经营的乡镇企业;
(九)支持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第二十八条 各级财政每年应当为发展乡镇企业安排一定数量的周转金和贴息金,并在总量上逐年增加。
第二十九条 银行、信用社应当组织资金,为支持发展乡镇企业安排优先贷款,对生产资金困难且有发展前途、有效益的给予优惠贷款。
第三十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小型乡镇企业,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一定期限一定例的减征税收优惠:
(一)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开办初期经营确有困难的;
(二)设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贫困地区的;
(三)从事粮食、饲料、肉类加工、贮存、运销经营的;
(四)国家产业政策规定需要特殊扶持的。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所需的能源、铁路运输等,应当与国有企业同等对待,统筹安排。
第三十二条 自治区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应当纳入计划,资金筹措上给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鼓励乡镇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增加出口创汇。
具备条件的乡镇企业依法经批准可以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采取优惠措施,鼓励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
乡镇企业可采取优惠措施,吸引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各类人才到乡镇企业工作,或用其拥有合法权益的技术、科技成果参与投资。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一)非法改变乡镇企业所有权的;
(二)非法平调、占有或无偿使用乡镇企业财产的;
(三)侵犯乡镇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
(四)非法撤换乡镇企业负责人和财会人员的;
(五)其他侵犯乡镇企业合法权益的。
前款行为给乡镇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六条 对非法向乡镇企业收费、摊派或罚款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物价、财政、监察等部门责令其停止行为,并限期归还有关财物。对直接责任人员,有关部门应当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罚。
第三十七条 乡镇企业违反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不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由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在其改正之前,可以停止其享受的部分或全部优惠。
第三十八条 乡镇企业违反财政、税收、工商、劳动、物价、统计、质量、资源、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对依照本条例规定所作的行政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1997年5月1日起施行。



1997年3月24日
对企业人员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要件的反思
——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探讨

谢 侃


德沃金(美国)在其所著《法律帝国》一书中把法院喻为法律帝国的理想,把法官喻为帝国的王侯。社会公众要从法官那里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需要正直、善良、智慧的法官严谨地运用法律,但法官越是遵从于法律,对法律本身的理性要求就越强烈。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且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可见,法律是法官司法的基石,有理性的立法才能出现理性的司法,否则所谓公正的司法只是涂有其表。笔者认为,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对企业人员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要件规范就缺乏适时的协调性和合理性,不当的适用将产生不公正的效果。下面从企业人员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国有”和“公务”要件分别予以简析。
一、企业人员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两个要件
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据此可知,企业人员要成为刑法上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需满足两个要件:一为企业属国有企业,二为人员需在从事公务。满足此二要件才能构成国家工作人员主体,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罪名,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才能在这些人员身上得以适用。但何为国有,何为公务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刑法并未对此详尽描述,需适用者自己去解释。曾在美国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担任十余年大法官的列纳翰德(LeamedHand)在1935年所作的一篇演讲中谈到:“通过揭示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和有限性以及立法者的有界理性,得出法官在捕捉模糊的‘公共意志’时永远无法摆脱介于法律文本和个人良知的两难困境的结论。”由于法律多是各方利益调和的的结果,再加上立法技术需进一步完善的缘故,法律用语在许多时候总是模糊多义的,从而限定了立法语言的理性,导致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释这些文字时,不可能那么顺畅。法官在把法律的一般抽象性规定适用到具体案件时,因解释不同导致具体操作不同,作为承受的主体可能以同样的情况在不同的解释面前承受不同的法律后果。众所周知,被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时所承受的责任远重于被界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时所承受的刑事责任,可能是罪与非罪或重刑与轻刑的区别,对承受个体来说关系重大。
二、“国有”要件缺乏适时的协调性
法律的协调性是指一国之法律体系在内部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在外部与经济状况、上层建筑等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并且从静态的立法内容到动态的法律实现均呈现和谐、有序状态。立法协调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法律自身和法治的需要。
(一)刑法中的国有本意指向的是国家所有制,而非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
国有是由国营演变而来,在企业二字前加上国有的限定,体现的是对企业的一种分类方式,以国有来限定企业的不同类别。笔者认为这是采取不同所有制形式对企业进行的分类,在我国宪法、企业方面法律法规、刑事法律的表述上可得到证明。我国宪法第六条规定:“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第十一条规定:“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按所有制的不同对经济进行了划分,与之相对应,由此带来的是法律对这种以所有制不同来区分企业的确认。国家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等等,企业也就按所有制的不同被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直至公司法的颁布才有所改观。而这种在经济制度上对企业的划分必定影响到刑事法律领域中对企业的划分与认定,事实上亦确实如此。1979年刑法第二条对刑法任务的规定把财产划分为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及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以国营为标准与其它企业进行区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表述犯罪主体上,把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予以并列表述,区分了国家工作人员和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而国家工作人员依据上述1982年立法是包含了国有(国营)企业人员的,这表现了刑事立法对企业的区分方式。1997年颁布的现行刑法对企业也是以此为标准,在表述上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及它企业并列表述,采用的也是所有制的区分方式。从上可以得知,刑法所规定的国有企业实质是指经济所有制形式为国有的企业,即国家所有制企业,而不能直接解释为国家所有的企业,国有的“有”指的是经济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权,因为在此没有办法从上述演变中推导出国有之有是指向的民法意义上的所有权。刑法的立法本意就是指向的所有制,其所要通过刑事立法维护的亦是此所有制。而所有制和所有权在是完全不同的事物,它们所处的范畴、作用、在社会中产生的时间先后均不同。
(二)实践中以所有权替代所有制进行了跨越操作
我国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表现形式,而全民所有制又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概念,国家所有制应属于经济范畴,它能够在此领域中得以解释,而在刑法领域中,特别具体案件中针对一具体企业而言,它能否被解释进而运用,这有待理论上的论证。我国刑法对此问题没有相关规定,针对一个企业,到底怎样来判别它属于什么所有制,法律上找不到答案。在此,笔者想起了前些年在经济改革中争论“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于此也有相同之处,在经济领域中作为对整个国家经济予以界定的概念是很难在单个事物上直接同等运用的,对具体单个企业进行的所有制界定应当是缺乏科学性的,即使界定成立,整体也绝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既然在经济上解决都具有一定难度,法律上可想而知。但没有细致规定,刑法的这一条文要件又如何操作呢?没有细致规定并没有阻碍实践的进程,司法者们在适用七九刑法时并未感到彷徨,而是比此时我们适用九七刑法还要从容得多。单纯从理论上分析,刑法所有制的本意本不大可能被轻松在具体个案中解释适用,但经济环境发挥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再加上已具备的与“所有”二字相关的民事法律理论奠定了解释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操作得以从容进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作为主要经济细胞的国有企业“血统”都非常纯正,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它们流淌的“血液”(出资)都是国家注入的,企业出资形式的单一决定了具体个案中针对国有要件予以考察时不会有“混血”现象出现,即事实的单一反作用于法律的适用,从而避免了争议的出现。不管立法者们运用的语言和技术有多么不理想,但他们心中想要表达的立法目的肯定是指向这些企业的,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企业能与此联系上。在不能言传(法律书面文字逻辑解释),却能意会的情形下,国有要件被通畅地适用,但把国家所有制作为大前提在个案中去比照企业状况事实却并不便于开展审查及书面说理,基于“所有”的书面字眼,很自然让人想到民事上的所有权理论,把所有制与所有权二者等同或者根本就没有认为有所有制法条本意的存在,以所有权直接表达法律规定的国有,这样就解决了法条的解释和运用问题。从法之本意的所有制跨越到所有权,从而建立起一套国有要件的理论体系。国有即国家所有,国家享有所有权,国有企业即企业或企业财产属国家所有的企业,。在个案事实单一化(企业资产全为国家出资)的情况下,这套理论被反复运用,固化,并且非常和用,使人深信不疑,从平时的司法实践和教科书的内容均可得以证明。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在当时也无可厚非,虽然从立法技术角度、立法理性角度并不妥当,但立法者们的意志却被司法者们所理解和贯彻了。
(三)刑法国之所有权理论与民法法人理论、所有权理论具有不协调性
刑法中的国有企业被解释为国家所有的企业时,可以解释为两种含义,一为企业被国家所有,具体到个案中,就是某某企业是国家所有,被国家所有,国家对企业享有所有权,二为企业财产为国家所有,国家对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那么一个企业到底在民事领域中能不能被界定为他人所拥有呢?同一财产在民事领域能否同时有企业和国家两个所有权主体呢?笔者认为不能。我国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即这些企业是法人,法律上的拟制人。法人与自然人都是法上的主体,从独立特征看,他们是一致的,有独立的人格、意志,有独立的财产,独自承担责任,一个自然人在法上是不能被另一个自然人所有的,即使把父母看成是孩子的“出资人”,也不能说父母对孩子享有所有权,法人亦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说微软公司为比尔盖茨等人所有,长江集团公司为李嘉诚等人所有,这些说法没有人会认为不对,但在法律领域中,法官是不能这样表达和判定的,这些公司都是法人,法上之人,人是不能被谁所有的,人在法上是独立的。国家出资成立法人企业,从成立时起犹如婴儿诞生,他便独立了,不能为任何主体所有,国家拥有的只是出资人权利、股东权利,而不是所有权,法人企业享有由出资人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另对于企业财产而言,在民法中应遵循一物一权的原则,所有权的特制就是排他性,企业法人应当独立享有财产所有权,不能有第二个所有权主体,否则这些企业就不是法人,而只是国家的分支或延伸。刑法的国有理论在企业财产上设立了第二所有权主体,这是与民法法人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相冲突的。可见,刑法与民法之间出现了部门法的不协调,在法治社会,部门法之间应当是趋于协调的,所使用的基础概念及理论应当是协调的,公众才能判别理解,行为才有预见性。产生这一冲突的原因在于刑法规定的国有要件缺乏合理性、所用立法语言太过粗略,无法细化明确,当采用前述方式作出跨越解释后就与民法法人理论、所有权理论发生了冲突。
(四)刑法国之所有权理论在现时实践中已步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刑法国之所有权与民法法人理论、所有权理论的碰撞不是谁的凭空推导或创造,而是经济发展影响的结果。恩格斯曾指出:“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社会经济多元化的要求,国有企业所有权人缺位、企业自主经营权的缺失导致的国有企业竞争能力降低,企业公司化改造等等因素都促成了企业投资的多元化发展,公司法的颁布又为企业投资多元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规程。改革进行到一定时期,国家资本与非国家资本共同组成的企业如雨后春笋处处可见,从上市公司到街道小厂都闪现着投资多元化的身影。这一发展趋势,使法官手中的个案资料逐步发生了微妙变化,被刑法评价的人员所在单位的“血统”不是那么“纯正”了,出现了非国家出资成分,打破了个案事实的单一化,这就给法官们出了难题。哪怕其中只含有百分之一的非国家出资,也让刑事法官们迟疑,裁判的手术刀有些战抖了,大家感到这套刑事理论不那么灵验,不能被顺畅地用来解决个案,但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不能等待立法者的释明后再去裁判,只能自行摸索裁量,这样就导致司法的不统一,各地法官之间之间,专家学者之间都发生争执。为了解决问题,提出了许多学说方法,但笔者认为不管采用何种方法解释,在刑法的该条款适用范围上无非就是“进、退、”两种方法,“进”则是向混合出资的企业扩大适用,把这类企业也纳入刑法所指向的国有企业范畴,“退”则是从混合出资的企业中退出,不管企业中国家出资占多少均不予适用,不作为国有企业对待,但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反映立法的本意。首先,“进”则适用范围过宽,若一个企业中的国有投资只占较少比例,如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我国正在讨论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问题,待全面减持或部分、逐步减持后这种情形将逐步增多,这时把这些国家投资只占小部分的企业作为国有企业,很难反映了刑法欲要维护的国家所有制的立法本意,“进”的不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在现阶段各类混合出资企业数量逐年激增及就业人员比例逐年上升的情形下,“退”则使刑法这一条款名存实亡,失去了法条赖以生存的土壤。据新华网报道,2002年上半年,上海市私营企业已占上海市各类企业总数的53%。近期的《工人日报》报道:“北京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目前44万余家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安置336.7万名从业人员,占全市就业人数的53.3%。”私企、个体就占了一半以上,若采用退的方式,只要有非国家出资的企业就不作为国有企业,算上私企、个体再加上这些“混血”企业,能适用该条款的“纯正血统”企业就微乎其微了,这使刑法适用的范围走向狭窄、甚至消亡。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此司法解释采用的就是“退”的方式,最高司法机关针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出的此选择,虽然只是针对股份有限公司,但却表达了最高司法机关的对此的观点。国家投资的大型企业许多都实行了股份制,其中很多都是上市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占有的资产巨大,从业人员亦多,按此司法解释操作必将导致刑法该条款适用范围日益缩小。有的学者曾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控股说,即认为通过国家出资或持有股份能对整个企业控制支配的,这样的企业就界定为国有企业。但笔者认为,这一判别标准从形式上看有它的合理性,但缺乏操作性,亦可能走入前述“进”的方式的误区。首先,无法解决多极控股的问题,国家往往采取以少量资产投入,多个母子公司层层控股的作法组建企业集团。如母公司国家持股百分之五十一,母公司在子公司持股百分之五十一,子公司在孙公司又持股百分之五十一,那么对孙公司应当怎样评价,通过计算,它的国有“血统”只有百分之一十三。这是一个控股比例比较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在许多企业中只要百分之二三十就足以控股,并且间接控股是无限级的,子子孙孙无穷尽,在近日召开的十界人大一次会上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行使国家股东权。若把二级三级以下的企业作为国有企业对待,会出现国有“血脉”只有百分之几的企业也界定为了国有企业,与前述“进”的方式一样使刑法该条款适用范围过宽。
(五)企业人员适用的刑法国之所有权理论在个体意义上缺乏现时的公平性
我国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完全行政化的,可以说与行政机关毫无二致。曾有日本学者到中国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没有企业的存在。长期以来,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并不认为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企业,只把它看作是国家、政府的不同方式延伸。这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艰辛历程上可得以充分证明。在此,笔者并不想过多关注怎样判别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问题,这些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讨论、研究在我国已数不胜数,而只是想简要地从企业人员个体角度谈一下,行为人在计划时期与市场时期的不同境遇导致的不公平性,刑事立法应予以充分重视。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人员实行的是行政官员化管理,与行政机关适用一样的级别制度。大些的企业经理、厂长就是厅级、部级,小些的企业经理、厂长就是科级、处级,企业内从上至下按此方式进行管理,工资、福利等等也与行政机关一样,并且人员可在企业和行政机关之间互相调动,不会有任何障碍,国家许多高级官员均来自于企业。还有一点就是企业人员的就业稳定性相当强,企业不愁资金、产品销路,一切由上级计划决定,国家用公权保障这种生产模式的实现,人员几乎没有竞争、淘汰,享有的就业利益稳定。我们知道劳动者能够获取稳定、长期的就业和工资福利待遇,对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中获取的利益也非常巨大。当时在国有(国营)企业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他们的待遇甚至超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后来改革时期称之为“铁饭碗”,铁饭碗就是吃穿不愁。 这种社会经济情形必定影响到立法、司法,把国有企业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这种社会生活已决定了这样做的合理性,若有人提出在承担刑事责任上他们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恐怕是难以让世人接受的。但时至今日,大多数国有企业人员的境遇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境遇恐怕难以同日而语。据财政部数据反映,2001年17万4000家国企的总盈余之中,有97%是来自其中的9000家企业,占5.1%,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处在亏损的状态之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后,除了少数行政垄断企业和经济寡头企业,其他国有企业都进入了市场,企业到市场中去自生自灭,企业人员的利益也随市场浮沉,他们逐渐地不能享受到国家公权的特殊“关怀”,他们所获取的利益来自在自由市场中的经营,而非国家的计划“恩赐”,工资、福利、就业都处在动荡不定中,企业人员要承受市场带来的冲击,即使有较好的个人收益也不是来自国家的安排。反观和他们处在同一刑事法律地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大不相同了,就业稳定性与计划时期相差无多,近年还数次加薪,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状况也无多大改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能市场化,没能正常流动,从单位对人的选择而言,应由职业角色、岗位的特性决定,但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速度的缘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然可以稳定地享有各种利益,国企人员却不能了。被刑法评价的国有企业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境遇大不相同,却处于同一层次的刑事责任地位,不公平性显而易见。公平是现代法律应有的一大特性,刑事法律亦不应例外,但事实上却不尽如此。如刑法对贪污罪与盗窃罪的刑罚设置就极不公平,盗窃罪和贪污罪首先都侵犯了财产权法益,其次贪污罪还侵犯了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方面的法益,并且后者的法益远非前者可比,不可简单用金钱衡量,影响深远。因而贪污罪的刑罚设置应高于盗窃罪,但我国刑法恰恰相反,不管是认定数额、档次、幅度等方面贪污罪都低于盗窃罪。从司法实践看,贪污几千元是很难科以刑罚的,而盗窃几千元几乎必定受到刑罚。行为危害重之官比危害轻之民所受之罚要轻,宽以待吏,严以治民,公平何在。我国两晋时期开创了一种司法制度,名曰“官当”, 《晋律》、《北魏律·法例科》均有所规定,一直沿用至宋代,指官员犯罪,允许其依法以官品和爵位抵减刑罚,此处到有此嫌疑。
三、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要件应有且只有“公务”
孟德斯鸠(法国)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刑法的每一种刑罚都是依据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的话,便是自由的胜利。一切专断停止了,刑罚不是依据立法者一时的意念,而是依据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这样,刑罚就不是人对人的暴行了。”贝卡利亚(意大利)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道:“刑罚应尽量符合犯罪的本性,这条原则惊人地进一步密切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重要连接,这种相似性特别有利于人们把犯罪动机同刑罚的报应进行对比,当诱人侵犯法律的观念竭力追逐某一目标时,这种相似性能改变人的心灵,并把它引向相反的目标。”每一事物均有其本质属性,靠此本质属性区别于其他事物,刑法评价的是犯罪人的行为。马克思曾指出:“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就是根本不存在,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犯罪应当是被类型化的行为,立法应当根据行为的本质属性确立罪与罚。
(一)刑法中的公务应仅限于公法事务
公务一般理论解释为: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进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在刑事法律领域,公务应作狭义理解,公应为国家公权之公,务即指事务,不应作广义理解,不应解释为公共事务,因为凡有益于公众的皆为公务,范围过分宽大,与刑法本意不符。刑法之所以规定公务是为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解释理解公务,应当从为国家工作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公共、公众角度出发。公共事务与国家意义上的公务从外延上讲应当是一个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国家公务被包含在公共事务之中,而公共事务不完全是国家公务。之所以我们长期将二者等同,是受到国家本位思想的影响,忽视个人权利,不承认国家与市民的共同存在,认为除了国家之外便无他物可言。在以前的一段时期,人都可以说成是国家的,没有个人可言,即使个人本身也不承认有自我的独立权利存在,环境与文化决定了我们认识不到自我的存在。国家包揽了一切,从公法事务延伸到各个领域,包括一些自治领域、民间领域,反之,公众也养成了希望和依赖国家的习惯。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切都在变化,我们将要步入的是权利时代。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所言:“设计宪政,核心就是把义务本位、服从本位改造为权利本位,大力弘扬权利文化。”马克思也曾说过:“任何权益总是由个人权益集合起来的。”只要承认有个人、有市民的存在,那么就有他们自己的事务存在,这些事务可能涉及大多数人,由公众自己去组织、处置这些事务比国家去行为可能更显优越。如工会事务,工会本应是劳动者的自愿结合群众组织,而我国长期将工会与国家或资方在组织机构和意志上同一化,这是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所决定,二者不需要分离,随着多元化经济的发展,问题凸现,造成劳动者与资方力量对比悬殊,工会不能发挥劳动者的集体力量,这就需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发挥工会保护劳动者的作用。这些事务就不应作为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对待,刑法意义上的公务只应包括公法事务即可,即以国家之名、政府之名而为的行为。
(二)公众眼中的法上之公务只与国家、政府相联系
笔者认为,在一国之法中,同一法律或不同法律中所用同一词语的意义除特别注明外应是一致的,一致体现的是法律内部及法与法之间的协调,特别是一些涉及行为属性判别的关键性词语更是应当一致,因为对作为社会公众的义务人而言,一致性是他们当然的认识,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他们对法律中的同一词语作出不同的理解。同一词语在法律中含义一致时,才能说法律是明确的,确定的,明确、确定之法才能成为公众行为的指引,行为才具预见性。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的核心要求,而罪刑法定的基础之一就是刑法的明确、确定,之后通过司法运用达到明确、确定,把静之法化为动之法,从而在个案中体现罪刑法定。公众要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公务予以理解,必定要借助法律中的其他条款,这是合理的。公务在刑法和其他法律中多处出现,刑法除六处条款外,其余列明公务的条款均是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相关,与本文探讨的内容为同义反复,不能起到说明公务含义的作用,六处条款中一百零九条和四百一十八条规定的公务指明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公务,四百三十条为军人之公务,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条仅写明公务,但未限定主体,三百九十四条列明的公务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国家工作人员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又涉及本文论及人员的认定问题,亦属同义反复不能起到说明作用。从刑法的这些内容分析可知,公众若仅从刑法中获取对公务的含义只能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联系,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内。若从国家的所有法律分析来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著作权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种子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劳动法、海商法、农业法等等,这些法中的公务几乎均是与国家、政府、政府机关、政府机关人员相联系,指明、限定了公务的主体。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也是将公务与国家机关、政府相联系,并突出了公务是受国家机关委托或代表国家机关的特征。公众在这些法律面前,对公务的理解限定在与国家、政府机关相联系的范围内应当是合理的,最多由于法律本身的问题导致有时认识的模糊,但在认识上也应当是主体部分中心明确(与国家、政府机关联系)边缘略有模糊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二元结构状态。如果立法者给了公众一个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司法)却运用了两个或另一个概念,这是违背法治原则的,只能让人联想起“刑不可知,威莫大焉”。
(三)公务应有之意
美国联邦贿赂法对公务员作如下定义:“联邦议会议员,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代表及原住民委任员,为了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本身或其一部门、机构、分支(包括哥伦比亚特别行政区)并在这些机关的授权下行使职务行为的官员、雇员及其它人员、陪审员。”后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法官在狄克森一案中,特别强调了“为了或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一词,认为应当作广义上的理解,并认为要成为公务员无须与联邦政府有形式性的契约或代表关系,主张只要处在公共责任的地位或立场上,无论作为个人是否被雇用,都属联邦贿赂法上的公务员。美国联邦贿赂法对职务行为规定如下:“公务员作为其公务职能或以涉及公务委任或利益的身份,对任何时候自己都可能面对或依法移送到自己面前的任何问题、事项、主张、诉讼、手续及纷争所作的任何决定和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引自王云海著《美国的贿赂罪》)从上述美国法规定可体会,它的精要在于:强调为了或代表国家,即以国家之名,行为来自于职位本身或委任,无需被雇用或有契约关系。笔者认为,美国的成文法和判例法对公务的规定、解释很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4月通过的《关于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代征、代缴税款、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和发放、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该解释可知:公务是无需身份、职位支撑的,而只要行为依据源自国家、政府即可,即以政府公权为依托,以国家、政府之名即可。笔者认为,公务之关键在以国家、政府之名,由法律明确授权或法定职位特性决定,或政府及其人员委任作为行为依据。
(四)通常状态下企业中没有公务
只要是国有企业就有公务存在吗?国有企业人员与非国有企业人员在行为上有质上的区别吗? 在前述的一些条件制约下,我们很难提出这些问题,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促动我们去思考。举一个普通的例子,如一个只有几十名职工的饮食服务企业,是国家出资,它的经营就是依仗几个门市出售一日三餐,企业经营也不复杂,购进原材料做成食品出售。如果该企业的经理携带企业的资金去购买做包子、馒头的面粉,面粉未买来却卷款潜逃。案发后对他的行为予以评价,依照现在的做法,司法机关肯定要认定他是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企业为国有,行为人是经理是从事管理的人员就是从事公务。为了经营而购买面粉是公务吗?这和其他包子馒头铺买面粉有什么不同吗?可能连小学生也能理解这一问题,但构成公务这却是国家活动的现实。若同样行为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则断然不会构成公务,立法、司法所看重的不是人的行为属性,不是人本身,却是与行为人意志不相关的企业出资性质。反映印度种姓制度的《摩奴法典》规定:“刹帝利辱骂了婆罗门,处以100帕那罚款,如果是吠舍辱骂了婆罗门,就要处以150到200帕那罚款,要是首陀罗骂辱婆罗门,就要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相反,如果婆罗门侮辱另三个低种姓的人就处以不同额度的罚款。”这里行为相同但因为身份不同而处罚不同。现代的法律应当重视的是个人,以人为本,强调的应是平等与自由。如果我们的立法和司法把上述行为作为公务对待,那么道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国有企业人员,让他们在工作中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样,树立起工作的责任感和神圣的公务使命感。有人说买面粉是小事当然不是公务,但在法的视野内,用资金买面粉作馒头与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动用数万资金购进设备作网络是同质的,属同种性质,都是企业的经营行为,行为人都是代表企业,受企业的指派或委托从事经营活动。事物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属性,这是事物自身内容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你违背规律规定它,那只能在形式造就人的错觉,但它的质未变。
企业人员在特殊情形下是有可能从事公务活动的,设定公务活动的承担者并不一定非常机械,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只要能有效开展公务活动即可。如一些大型企业内部就设有管理公共安全、管理交通、管理土地房屋的等等机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以行政公法为依据进行活动,此时,他们就应当被认定为是在从事公务,具有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资格。
四、刑事立法需要理性
(一)对国有企业的治理不良烘托了感性立法
通过前述对企业人员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两个要件分析,得出立法、司法实践的不协调性、不合理性,刑法不应当把国有作为要件之一,要件有且只有公务,并且是以国家、政府之名,由法律明确授权或法定职位特性决定,或政府及其人员委任作为行为依据的公务。那么为什么不合理、不协调的做法并未引起公众或犯罪人的强烈异议,是国有企业治理不良导致的恶劣经营状况烘托的社会氛围起了作用。笔者卸下国有企业人员的公务刑事责任的观点,在现今的国有企业发展状况下,大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不但公众可能难于接受,而且国有企业人员本身可能更难以接受。国有企业自被推向市场后,这种没有实在意义出资者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该如何管理、运作,由于相关研究的缺乏、滞后,国家又无实践操作经验导致国有企业利润每况愈下,市场份额逐渐缩小,国家不知道采用什么有效的管理方式管理国有企业。治理不良的症结就在于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的根源,形成政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由于没有治理的良方,侵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越来越多,寻求刑法的治理是自然的需要,希望刑罚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侵害越多,希望越大,呼声越高,给立法者的压力越大,在没有对此理性分析的情况下,反复作用反复强化,恶性循环,推动了感性立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在治理,不在刑罚,病急乱投医,重症用猛药并不管用,只要能找出一条良好的治理之道就能在根本上改变公众对这方面刑事责任承担的看法,要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犯罪,数管齐下才能有所收效,这就是平时我们常说的综合治理。事实上,治理国企并非有的人说的,所有者缺位是永远挥不去的阴影,对国企只能如同俄罗斯一样一卖了之。笔者认为,我国国企与发达国家的股份上市公司在所有者缺位上颇有相似之处,发达国家的股份上市公司中往往能控制公司的股东所占有的股份比例并不多,大量的股份在股民手中,而股民是无法控制公司的,股民的地位在此就犹如我国国家,拥有股权却无法控制,控制权在管理层或极少数股东手中,但这些国家的这些企业虽也有如安然公司一样弄虚作假的企业,却并没有象我国的国有企业一样大面积出现问题。他们的治理模式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问题,不是能简单说清楚的,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建立阳光式的财产管理模式,把决策与流转暴露在阳光下,但我国现今的财产流动可以说大部分笼罩在黑色、灰色、朦胧之中,一个个人存款实名制的确立都来之不易,要对全社会财产建立阳光普照式的监控模式还尚需时日。
(二)刑罚并不具有希望的威慑力
意大利实证派刑法学者菲利在《犯罪社会学》中指出:“如果说刑罚对各种犯罪能够产生的那种微弱的威慑作用取决于其适用的必然性和即时性,那么其他作用则恰恰只取决于警察组织和刑事诉讼。”菲利还认为:“刑罚的效果有赖于刑事诉讼来实现”。如果刑罚在犯罪人身上都是必然的,那么哪怕只是轻微的刑罚也足够预防犯罪了。法的实现支撑着法在人们心中的威严,实现比率越小在人们心中的威严就越少。如果对国有企业的侵害行为都能得到必然的、即时的发现和处理,哪怕是一定比率的被发现、被处理,形式都会有所改观,那么刑法的威慑就起到了希望的作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刑罚的作用被夸大了,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腐败已成为中国城乡居民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可见形式的严峻。并非对国有企业人员规定越重之罚,就会有越好的收效。法的实现需要许多条件的成就,包括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经济环境、民情意识等等,如同美国的宪政被称为美国繁荣的根源,但墨西哥在照搬了美国的做法后却并未得到相同的结果。以良好的意愿制定法律与法律达成良好的意愿需要的是理性知识的介入。
(三)时代需要理性的立法和立法者
我们长时间以来,总把犯罪人看成敌人,总是把刑法看成打击敌人的工具。菲利在《实证派犯罪学》中指出:“我们仍然可以听见以‘公共复仇’对待犯罪者,司法工作仍然主要以用刀剑而不是刀鞘作为其象征的论调。”公众仍怀着报应复仇的心态去看待刑法和刑罚,对许多人而言,即使对严重侵害国有企业的利益的犯罪人处以极刑,也在所不惜。如果抛开理性仅凭感性,笔者也希望用暴风骤雨的方式去惩治他们,但这不符合法治的规律。奥地利刑法学家李斯特从某种角度把刑法诠释为“犯罪人的宣言”,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刑罚如同双刃剑,立法者要理性地铸造它,而法官应当作保管法律的司仪,公正智慧地运用法律,而不是作操纵刀剑的士兵。刚刚卸任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在十界人大一次会议上说“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我国在法律的制定上已初步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思考从有到良、从有到好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民法专家梁慧星在最近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向记者表达了他对当前立法中的随意性的忧虑,呼吁立法要科学化。立法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一门科学、一门技术,立法应当建立在对已有规律的演绎和对社会现实的实证分析基础上,而不是凭借议员们或个别人的感性呐喊。我们并不能要求代表们、议员们都是法律的专家,评判代表是否称职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他能否维护其所代表人的利益,而不能有其他的要求,哪怕他目不识丁但却可能是最好的。日前,在电视上看到一进京赴会的代表接受记者采访,代表称一定要好好去开好会,把会议的精神带回来。参加民主议会是去接受通知、安排吗?是要去表达选民的意见,行使民主的权利。怎样实现民主,怎样选举议员、代表,是当前值得我们研究的一门重要学问。良法以科学的立法机制为基础,议员、代表只要能表达所要达到的立法目的即可,而立法专家们、法律专家们要引导代表们正确地表达目的,并修正那些不切实际的目的,把那些合理的目的用理性的语言文字谱写成可具操作性的法律。如果选举能进化到让大多数议员代表们都是法的专家、治理国家的专家,立法的科学性、理性将会大大增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比尔在《革命法制和审判》中指出:“不能宁要真理的影子不要真理本身。”立法者不应被感性的阴影所迷惑,应当以理性的姿态看到事物的本质。笔者认为,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的唯一要件,与行为人有无供的职单位,在什么单位供职无关。法官在司法中应紧紧把握这一要件进行裁判,才能体现公平、协调、理性。时下不是从国家领导到村委会主任的发言稿都谈与时俱进吗?希望我们的刑法、刑法理论也能与时俱进。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xkpj@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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