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关于公布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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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公布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公布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民政部
安徽省民政厅：
国务院于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批准你省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现予以公布。请根据民政部《关于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设置保护标志的通知》(民［1987］优字6号)的规定， 对皖南事变烈士陵园设置保护标志，并做好保护管理工作。
建立标志后的正面照片请报我部存档。
1990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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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分析
韩宏伟
【内容提要】 亚文化是一种对抗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青少年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亚文化通过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熏染，诱导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和深层次原因及影响将有助于科学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 键 词】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主文化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社会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而在社会环境诸因素中，亚文化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与青少年犯罪密切相联。亚文化一词最早被提出在1886年，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subculture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派生含义。① 亚文化直接对抗于社会主文化，加之青少年对其的极大倾向性，使青少年的社会化方向严重偏离，致使其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因此，对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深入分析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及功能
青少年犯罪所表现出的亚文化是通过青少年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抗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② 亚文化和犯罪同步产生与发展，其反映出犯罪亚群体自我认同的需要及其客观上具有自卫功能的属性。青少年在欲望受挫和理智失控的条件下，表现出犯罪亚文化独特的特征及外在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叛逆性，是指其通过非社会性和非群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否定和对抗社会主文化的倾向与态度。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属于社会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是为满足、适应青少年犯罪及其主体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并被信奉和遵循的；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及其亚文化群体正是庇荫于亚文化才得以实现和维系的，即亚文化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因此，就其社会价值倾向而言，亚文化始终偏离并对抗于社会主文化，也正是对社会主文化的抵制、反抗和否定，成为它招募成员、发挥对犯罪所要凸现的价值取向的标识作用，而且成为对青少年犯罪起驱动作用的根本原因。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亚文化所否定和诋毁。亚文化在青少年亚群体中赢得合理性与自我肯定的同时，表现出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性。正因为这一特征，诱导出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反社会功能，即鼓动、驱使青少年亚群体对抗和否定社会主文化所构建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规范。
（二） 扭曲性与自卫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扭曲性，是指其相对于健康的人类情感、理性而为的病态性叛逆倾向与畸异形态。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常常反映出其群体的歪曲的心理欲求及气质倾向，使青少年犯罪群体在其庇护下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去抵制、抗拒社会主文化。并避免了因惩罚或舆论所可能造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和人格分裂，而在其心理上赋予一定的慰籍功能，从而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的犯罪结构、犯罪技术、犯罪语言等亚文化因素，其实是青少年罪犯适应环境、应对挑战、便利犯罪、逃避惩罚而有意识构建或自然形成的自我生存状态。其保证青少年犯罪群体在“理论上”的安全，从而在客观上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
（三） 集合性与同化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集合性是指其对青少年犯罪群体及其活动所具有的召唤作用和聚集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犯罪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③ 青少年犯罪群体的“团伙意识”和“同类意识”反映出其与生俱来的“同病相怜”的亚文化价值观，其在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的同时，不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青少年犯罪群体在一致对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和利益纽带。这种文化链条促使青少年犯罪群体集合在一起。而在其内部，由于亚文化的诱导作用，加之青少年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使得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功能。亚文化诱导青少年犯罪能力的强化，反映出社会主文化控制力的弱化。同时，亚文化的非标准性给青少年一种刺激性和挑战性，使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少年去积极实践亚文化中的犯罪因素。
亚文化产生在一定的社会主文化背景下，自身的表现特征和功能所反映出的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其实是将主文化中具有强烈悖论性质的方面，进行恶性放大而已。④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包括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包含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一定的犯罪行为及其特征；一定的犯罪现象及其特征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并反映出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表现出青少年犯罪中具有的内在根源。
（一） 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 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做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 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 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主文化以社会之最高理念为其特殊的文化底蕴，通常与基本国情密切相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亚文化在价值定位、行为规范等方面与主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其不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因而较容易为青少年所接受。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犯罪是在亚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一） 亚文化的熏染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起阻碍作用，诱导青少年社会化的失败及其犯罪行为的发生。
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选择将知识、技能、社会文化、价值、法律、道德、规范、角色等内化的过程。⑤ 即人获得社会性的过程。社会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于，（1）对青少年身体的健康成长及其文化和技能的学习；（2）对青少年传授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只有适应并遵从主文化的价值倾向，才能实现从人之动物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社会的价值规范、行为体系处于比较完善的文化环境中，那么青少年的社会化相对比较成功。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腐败的社会现象、暴力的文化倾向等问题屡屡出现，社会主文化对此缺乏有力的批判和有效的遏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质疑，甚至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主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化作用的弱化。相反，青少年对符合自己利益欲求的亚文化产生兴趣，逐渐成为其遵从者和实践者。使青少年的人格社会化偏离正常的轨迹，形成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倾向往往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前奏，以至出现青少年亚文化的犯罪群体。
（二） 亚文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为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平台和参照标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亚文化为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观支持与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亚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对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从而使与社会主文化相悖的行为在亚文化的场内合理化、合法化。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淡化主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甚至还能够消除其违法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助长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生。以青少年性犯罪为例，性主文化倡导合法、自愿、平等的价值观；而性亚文化鼓吹欲望发泄和感官刺激的纵欲与淫乐的价值观。尽管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⑥ 但是弗洛伊德提出“自我要在本我和超我的较量中战胜本我”。青少年性欲望的放纵，在很大程度上是性亚文化的引诱所致。因为青少年在性亚文化的影响下，自身的动物本能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实现时，便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这种非正常渠道很可能导致性犯罪的发生。而这种性犯罪的行为模式正是性亚文化所宣扬和倡导的。
（三） 亚文化的熏染性，导致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使青少年犯罪趋向严重化和团伙化。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与组合，使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成熟阶段的青少年，在经历利益欲求实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理感受。由于亚文化的熏染，加之共同欲求的撮合，很快就会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群体。而此群体挑战社会主文化的实践，也就形成了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青少年犯罪以群体的力量，以违法犯罪的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其群体成员在相互的同化心理作用支配下，更加强化了对亚文化的认同和内化。使群体成员的犯罪意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理论到有理论。由于亚文化在其群体内的不断传播，使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失去了法律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自律感，从而使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性不断加剧，青少年犯罪也朝着严重化和团伙化的方向发展。
四、 结语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社会主文化背道而驰，其性质决定了在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上具有的逆悖性及反社会功能。青少年基于其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加之亚文化非规范性、非标准性的诱惑功能，使其成为“犯罪倾向最严重的年龄组”。⑦ 因此，深入分析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更好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将有很大裨益。
注释：
①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页。
② 许章润：《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③ 同②，第239页。
④ 同②，第240页。
⑤ 解玉敏：《社会变迁中不良亚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犯罪关系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卷，第110页。
⑦ 参见《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
知识背景·读书·法学教育
——读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注1）
贺胤应
梁治平等人写作的《我的大学》，我早就垂涎已久。无奈囊中羞涩，一直停留在在书店里翻阅的状态。然而，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我，终于在中法图西安分公司开张之际以优惠价购了进来。记得书是星期五早晨买的，至第二天下午时，已经全部读完了。真切地体会了一次什么叫“一口气读完”，这种经历于我极为罕见。读完这本书，让我这个在大学里发表了几篇论文的有点沾沾自喜的人，感到万分汗颜；同时，也颇有几分遗憾及与此书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这本书能早点出版，且我能早点读到，或许我的大学会是另一番模样。现在，读到了，有点迟，但还能弥补一下。毕竟大学还有多半年，这多半年，应该不会再“浪费”了。
《我的大学》是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学子学术文库中多部作品的“自序”的结集，是关于大学、关于西南政法学院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中成功者的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从大学入校后写起，写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写怎样与学术有心或无心的接触，写怎样在学术上取得硕果累累，等等，直至现在。阅读这些情真意切的回忆性文章，一方面，能使我们这一代人更清晰地体察上一代人求学和成长的艰难和坎坷，感受一位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在思想和知识求索道路上艰辛与快乐。另一方面（也是颇有意义和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品味、反思甚或联想，思考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学习及其它可能思考也应当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本篇书评要探讨的问题。
记得刚刚接触法学，就有教法理学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学好法学，必须得有很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后来，一位有点激进思想的老师甚至还说“从法学到法学是一条‘死路’”。这些中肯的经验之谈，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大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即使不“出”，也留在脑海里发霉了。我似乎也患有这种毛病。梳理完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人生和学术发展的轨迹后，我确信我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甚至可能使自己人生理想破灭的错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太不重视了；大学三年，读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太少了。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虽然都术有所攻学有专长，但同时都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这种知识背景或为哲学、或为文学、或为历史、或为经济学等。例如，田平安读中学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或做一个能言善辩的哲学家，高考填志愿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专业和哲学专业（第36页，本文所注页码，无特别说明者，均出自《我的大学》）；江山在哲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上大学前就已经写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哲学论著（第52页）；李浩因“中文基础还不错”，本科读的就是汉语文言文学专业（第84—85页）；卓泽渊也称他中文学习的相当不错（第201页）；赵万一本科阶段学习的是经济学，具有较为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第226页）；程燎原也自小酷爱历史，高考第一、二志愿分别填报了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不料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第287页），等等。另外，基于兴趣的原因，书中的许多作者当初在选择法学时显现出或多或少的不情愿性或意外性，但入了“法门”，既来之，则安之，这种因为兴趣而形成的知识背景则为他们在法学领域“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联系到这些学者目前在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杰出成绩，我们似乎可以说，法律学者要想在法学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就必须得具备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之所以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除了兴趣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外，似乎就只有一条路：读书，勤奋的读书。书中的许多作者都是这样过来的。顾培东说：“作为彼时西政研究生的一员，三年期间，我不敢有丝毫的疏懒与懈怠，读书和写作构成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第262页）；从小就喜欢读书且有点读书“狂”的舒扬更是认为：“一个喜好阅读的人，如果不去上学，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他把读书和读书的过程视为自己生命的年轮（第274—286页）；张卫平也谈到许多同学“学习的劲头是如此之大，疯狂阅读各种书籍”（第139页）；李少平当时“找来一切可读的书来看”，认为“一本好书，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第94页）；其他人，如舒扬提到的读书最用功的叶峰、江必新、夏勇（第284页），读书读的没有星期天甚至达到忘我境界的潭世贵（第296页）等都让我由衷地敬佩。此外，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晓，政法学院都属于灾后重建，可读的法律书籍少的可怜，可以推测，他们当时读的书在类型上来说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前辈们读书如此用功，然而，今天的法学院学生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读书了。笔者今年五月有幸参与了所在年级的一次学生综合状况问卷调查的策划、统计和分析工作。发现大学三年来，全年级近600名学生中竟然有23%的学生没有读过一本法学著作（教材除外，下同）；52%的学生读了1—3本法学著作；15%的学生读了3—6本法学著作；6%的学生读了6—9本法学著作；4%的学生读了9本以上的法学著作（注2）。 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阅读自己本专业书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对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书籍的阅读就更不敢想了。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是从来不喜欢读书；二是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关于前一种原因，我认为发生的概率十分低。首先，一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以证明其智力不低，对学习有一定兴趣，不会不喜欢读书。其次，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法律专业日益火暴，报考的学生逐年增多，法律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如笔者所就读的学校，虽属二本，但招来的学生大多都上了一本分数线。因此，就高考这一标尺来衡量的话，法学院学生的素质明显高于其它同类专业（如中文、历史等），从这一点言，法学院学生甚至比较喜欢读书。关键是后一种原因。法学院学生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他们的时间都“消费”在什么事情上了？每一位对当下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学生刚踏入校门，就被各种各样的过级过关考试吸引了过去，形成：大一开始考计算机，大二开始考英语四六级，大三大四开始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注3）。 同时，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且具有实质意义（奖学金）的评价体系，也使许多同学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高中阶段的老一套学习进路，抱守残缺，仅局限于上课、读教材、考试突击复习、争取分数，视野得不到扩展。大学标榜的是一种素质教育，实则仍然是一种变化了形式的应试教育。这一点，全国的大学和法学院基本是一样的。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前面关于读书的调查情况在许多大学都存在，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产生的直接后果有二。
首先，法科学生人文素质的下降。人文素质怎样获得，除了学校设置的课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读书，尤其是读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现在，法科学生很少或根本不读这方面的书籍，知识面自然狭窄，人文素质必然不高，进而，会影响到法律人的整体素质，这对我们建设法治十分不利。众所周知，在西方诸法治国家，法律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十分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大力呼吁应提高中国法律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这种要求是正当而且必要的，也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的一环。但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人们是否具有那样的“素质”去获得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能力与他所工作的地区的发达程度及他在这个地区中的社会地位一般是成正比例的。
其次，法学研究生素质的下降。近年来，研究生素质下降，学历贬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学研究生也不能例外。法学研究生素质下降的根由在于本科生素质的下降，两者是前后相关的联系。由于本科阶段学习的教条和知识面的狭窄，使得许多在本科阶段学习较好的学生考上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呈现出一种类似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劣势”（注4）， 即以前那种学习路径不再起作用，迫不得已而更加着迷于他专业里的那一亩三分地。于是，学问不是越做越深，而是越做越僵化，越没有潜力。进而，为完成所谓的科研任务，掏钱发表论文成为时尚（注5）。
鉴于此，我认为，并呼吁。
第一，改革现有的法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大学四年，应该拿出一年半的时间来开设一些少意识形态性而多科学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培养起法科学生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常识，法学专业课则开设在余下的两年多时间里。
第二，要充分重视就业难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减少以至根除学生中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一种读书，静心读书，读自己喜欢书的氛围，让大学生在读书中获得乐趣。
历来，能对读书及教育问题谈四说三者，非资深之辈莫属。而我，又何德何能，明知故犯，岂不冒天下之不韪。所以想说，理由有二。一是作为一名正在接受法学教育的的学生，我对法学教育之现状有切肤之察，我更理解作为一名法科学生最需要什么。二是应该感谢《我的大学》，通过阅读及产生共鸣，使我终于鼓起勇气将心中积蓄已久的东西写出来。但就这本书而言，仍然有两点遗憾。一是作为回忆录，尤其是非专业作家撰写的回忆录，容易犯一个错误，即对回忆中的人和事往往流于过度的夸张和赞扬，使原来真切的事实变了味。在阅读一些文章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感觉到，似乎当时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都很用功。多次翻阅之后才在舒扬的文章中释了惑，当时也有学生“平日不怎么认真读书，考试前就临时抱佛脚居然也能像模像样地混过去（第285页）”。其次，因为是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一些文章完全成了学术观点的堆彻，《老师栽树，学生乘凉》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没有读过作者写的论文，读起来就颇有点困难，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值得称道。对于生活在今日僵硬教育体制下想学点东西的莘莘学子来说，十分值得一读；对于关注中国大学教育、法学教育及其改革的人来说，也颇值一读。
注释：
（1）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李永宁执笔：《关于法学一系2001级学生综合状况系统问卷调查的总结报告》，2001年9月， http://www.nwupl.edu.cn/xwfb/subSite2596/program14340/15182.htm
（3）这里一个对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张卫平谈到“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像‘大字报’一样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这些文章无疑构成了当时大学的一道风景线（第141页）”。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培训海报、招生广告也构成了一道风景线。尽管时代不同了，这种对比却颇值我们思考。
（4）杨小凯：《后发劣势》，载张曙光主编《思考变迁—经济演讲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余杞：《研究生的论文》，载《读书》，2004年第9期。
韩宏伟
【内容提要】 亚文化是一种对抗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青少年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亚文化通过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熏染，诱导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和深层次原因及影响将有助于科学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 键 词】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主文化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社会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而在社会环境诸因素中，亚文化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与青少年犯罪密切相联。亚文化一词最早被提出在1886年，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subculture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派生含义。① 亚文化直接对抗于社会主文化，加之青少年对其的极大倾向性，使青少年的社会化方向严重偏离，致使其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因此，对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深入分析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及功能
青少年犯罪所表现出的亚文化是通过青少年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抗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② 亚文化和犯罪同步产生与发展，其反映出犯罪亚群体自我认同的需要及其客观上具有自卫功能的属性。青少年在欲望受挫和理智失控的条件下，表现出犯罪亚文化独特的特征及外在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叛逆性，是指其通过非社会性和非群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否定和对抗社会主文化的倾向与态度。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属于社会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是为满足、适应青少年犯罪及其主体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并被信奉和遵循的；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及其亚文化群体正是庇荫于亚文化才得以实现和维系的，即亚文化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因此，就其社会价值倾向而言，亚文化始终偏离并对抗于社会主文化，也正是对社会主文化的抵制、反抗和否定，成为它招募成员、发挥对犯罪所要凸现的价值取向的标识作用，而且成为对青少年犯罪起驱动作用的根本原因。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亚文化所否定和诋毁。亚文化在青少年亚群体中赢得合理性与自我肯定的同时，表现出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性。正因为这一特征，诱导出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反社会功能，即鼓动、驱使青少年亚群体对抗和否定社会主文化所构建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规范。
（二） 扭曲性与自卫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扭曲性，是指其相对于健康的人类情感、理性而为的病态性叛逆倾向与畸异形态。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常常反映出其群体的歪曲的心理欲求及气质倾向，使青少年犯罪群体在其庇护下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去抵制、抗拒社会主文化。并避免了因惩罚或舆论所可能造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和人格分裂，而在其心理上赋予一定的慰籍功能，从而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的犯罪结构、犯罪技术、犯罪语言等亚文化因素，其实是青少年罪犯适应环境、应对挑战、便利犯罪、逃避惩罚而有意识构建或自然形成的自我生存状态。其保证青少年犯罪群体在“理论上”的安全，从而在客观上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
（三） 集合性与同化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集合性是指其对青少年犯罪群体及其活动所具有的召唤作用和聚集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犯罪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③ 青少年犯罪群体的“团伙意识”和“同类意识”反映出其与生俱来的“同病相怜”的亚文化价值观，其在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的同时，不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青少年犯罪群体在一致对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和利益纽带。这种文化链条促使青少年犯罪群体集合在一起。而在其内部，由于亚文化的诱导作用，加之青少年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使得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功能。亚文化诱导青少年犯罪能力的强化，反映出社会主文化控制力的弱化。同时，亚文化的非标准性给青少年一种刺激性和挑战性，使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少年去积极实践亚文化中的犯罪因素。
亚文化产生在一定的社会主文化背景下，自身的表现特征和功能所反映出的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其实是将主文化中具有强烈悖论性质的方面，进行恶性放大而已。④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包括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包含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一定的犯罪行为及其特征；一定的犯罪现象及其特征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并反映出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表现出青少年犯罪中具有的内在根源。
（一） 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 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做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 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 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主文化以社会之最高理念为其特殊的文化底蕴，通常与基本国情密切相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亚文化在价值定位、行为规范等方面与主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其不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因而较容易为青少年所接受。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犯罪是在亚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一） 亚文化的熏染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起阻碍作用，诱导青少年社会化的失败及其犯罪行为的发生。
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选择将知识、技能、社会文化、价值、法律、道德、规范、角色等内化的过程。⑤ 即人获得社会性的过程。社会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于，（1）对青少年身体的健康成长及其文化和技能的学习；（2）对青少年传授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只有适应并遵从主文化的价值倾向，才能实现从人之动物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社会的价值规范、行为体系处于比较完善的文化环境中，那么青少年的社会化相对比较成功。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腐败的社会现象、暴力的文化倾向等问题屡屡出现，社会主文化对此缺乏有力的批判和有效的遏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质疑，甚至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主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化作用的弱化。相反，青少年对符合自己利益欲求的亚文化产生兴趣，逐渐成为其遵从者和实践者。使青少年的人格社会化偏离正常的轨迹，形成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倾向往往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前奏，以至出现青少年亚文化的犯罪群体。
（二） 亚文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为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平台和参照标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亚文化为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观支持与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亚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对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从而使与社会主文化相悖的行为在亚文化的场内合理化、合法化。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淡化主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甚至还能够消除其违法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助长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生。以青少年性犯罪为例，性主文化倡导合法、自愿、平等的价值观；而性亚文化鼓吹欲望发泄和感官刺激的纵欲与淫乐的价值观。尽管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⑥ 但是弗洛伊德提出“自我要在本我和超我的较量中战胜本我”。青少年性欲望的放纵，在很大程度上是性亚文化的引诱所致。因为青少年在性亚文化的影响下，自身的动物本能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实现时，便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这种非正常渠道很可能导致性犯罪的发生。而这种性犯罪的行为模式正是性亚文化所宣扬和倡导的。
（三） 亚文化的熏染性，导致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使青少年犯罪趋向严重化和团伙化。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与组合，使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成熟阶段的青少年，在经历利益欲求实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理感受。由于亚文化的熏染，加之共同欲求的撮合，很快就会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群体。而此群体挑战社会主文化的实践，也就形成了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青少年犯罪以群体的力量，以违法犯罪的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其群体成员在相互的同化心理作用支配下，更加强化了对亚文化的认同和内化。使群体成员的犯罪意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理论到有理论。由于亚文化在其群体内的不断传播，使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失去了法律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自律感，从而使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性不断加剧，青少年犯罪也朝着严重化和团伙化的方向发展。
四、 结语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社会主文化背道而驰，其性质决定了在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上具有的逆悖性及反社会功能。青少年基于其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加之亚文化非规范性、非标准性的诱惑功能，使其成为“犯罪倾向最严重的年龄组”。⑦ 因此，深入分析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更好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将有很大裨益。
注释：
①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页。
② 许章润：《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③ 同②，第239页。
④ 同②，第240页。
⑤ 解玉敏：《社会变迁中不良亚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犯罪关系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卷，第110页。
⑦ 参见《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
知识背景·读书·法学教育
——读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注1）
贺胤应
梁治平等人写作的《我的大学》，我早就垂涎已久。无奈囊中羞涩，一直停留在在书店里翻阅的状态。然而，幸运之神还是眷顾了我，终于在中法图西安分公司开张之际以优惠价购了进来。记得书是星期五早晨买的，至第二天下午时，已经全部读完了。真切地体会了一次什么叫“一口气读完”，这种经历于我极为罕见。读完这本书，让我这个在大学里发表了几篇论文的有点沾沾自喜的人，感到万分汗颜；同时，也颇有几分遗憾及与此书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这本书能早点出版，且我能早点读到，或许我的大学会是另一番模样。现在，读到了，有点迟，但还能弥补一下。毕竟大学还有多半年，这多半年，应该不会再“浪费”了。
《我的大学》是西南政法大学（50周年校庆）学子学术文库中多部作品的“自序”的结集，是关于大学、关于西南政法学院的“集体记忆”。换句话说，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中成功者的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从大学入校后写起，写大学的生活和学习，写怎样与学术有心或无心的接触，写怎样在学术上取得硕果累累，等等，直至现在。阅读这些情真意切的回忆性文章，一方面，能使我们这一代人更清晰地体察上一代人求学和成长的艰难和坎坷，感受一位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在思想和知识求索道路上艰辛与快乐。另一方面（也是颇有意义和重要的一方面），通过品味、反思甚或联想，思考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学习及其它可能思考也应当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本篇书评要探讨的问题。
记得刚刚接触法学，就有教法理学的老师告诉我们，要学好法学，必须得有很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后来，一位有点激进思想的老师甚至还说“从法学到法学是一条‘死路’”。这些中肯的经验之谈，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大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即使不“出”，也留在脑海里发霉了。我似乎也患有这种毛病。梳理完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人生和学术发展的轨迹后，我确信我犯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甚至可能使自己人生理想破灭的错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太不重视了；大学三年，读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太少了。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虽然都术有所攻学有专长，但同时都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这种知识背景或为哲学、或为文学、或为历史、或为经济学等。例如，田平安读中学时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或做一个能言善辩的哲学家，高考填志愿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专业和哲学专业（第36页，本文所注页码，无特别说明者，均出自《我的大学》）；江山在哲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上大学前就已经写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哲学论著（第52页）；李浩因“中文基础还不错”，本科读的就是汉语文言文学专业（第84—85页）；卓泽渊也称他中文学习的相当不错（第201页）；赵万一本科阶段学习的是经济学，具有较为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第226页）；程燎原也自小酷爱历史，高考第一、二志愿分别填报了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不料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第287页），等等。另外，基于兴趣的原因，书中的许多作者当初在选择法学时显现出或多或少的不情愿性或意外性，但入了“法门”，既来之，则安之，这种因为兴趣而形成的知识背景则为他们在法学领域“建功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联系到这些学者目前在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杰出成绩，我们似乎可以说，法律学者要想在法学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突破，就必须得具备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之所以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除了兴趣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外，似乎就只有一条路：读书，勤奋的读书。书中的许多作者都是这样过来的。顾培东说：“作为彼时西政研究生的一员，三年期间，我不敢有丝毫的疏懒与懈怠，读书和写作构成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第262页）；从小就喜欢读书且有点读书“狂”的舒扬更是认为：“一个喜好阅读的人，如果不去上学，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他把读书和读书的过程视为自己生命的年轮（第274—286页）；张卫平也谈到许多同学“学习的劲头是如此之大，疯狂阅读各种书籍”（第139页）；李少平当时“找来一切可读的书来看”，认为“一本好书，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第94页）；其他人，如舒扬提到的读书最用功的叶峰、江必新、夏勇（第284页），读书读的没有星期天甚至达到忘我境界的潭世贵（第296页）等都让我由衷地敬佩。此外，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晓，政法学院都属于灾后重建，可读的法律书籍少的可怜，可以推测，他们当时读的书在类型上来说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前辈们读书如此用功，然而，今天的法学院学生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读书了。笔者今年五月有幸参与了所在年级的一次学生综合状况问卷调查的策划、统计和分析工作。发现大学三年来，全年级近600名学生中竟然有23%的学生没有读过一本法学著作（教材除外，下同）；52%的学生读了1—3本法学著作；15%的学生读了3—6本法学著作；6%的学生读了6—9本法学著作；4%的学生读了9本以上的法学著作（注2）。 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阅读自己本专业书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对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书籍的阅读就更不敢想了。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是从来不喜欢读书；二是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关于前一种原因，我认为发生的概率十分低。首先，一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以证明其智力不低，对学习有一定兴趣，不会不喜欢读书。其次，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法律专业日益火暴，报考的学生逐年增多，法律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如笔者所就读的学校，虽属二本，但招来的学生大多都上了一本分数线。因此，就高考这一标尺来衡量的话，法学院学生的素质明显高于其它同类专业（如中文、历史等），从这一点言，法学院学生甚至比较喜欢读书。关键是后一种原因。法学院学生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他们的时间都“消费”在什么事情上了？每一位对当下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学生刚踏入校门，就被各种各样的过级过关考试吸引了过去，形成：大一开始考计算机，大二开始考英语四六级，大三大四开始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注3）。 同时，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且具有实质意义（奖学金）的评价体系，也使许多同学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高中阶段的老一套学习进路，抱守残缺，仅局限于上课、读教材、考试突击复习、争取分数，视野得不到扩展。大学标榜的是一种素质教育，实则仍然是一种变化了形式的应试教育。这一点，全国的大学和法学院基本是一样的。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前面关于读书的调查情况在许多大学都存在，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产生的直接后果有二。
首先，法科学生人文素质的下降。人文素质怎样获得，除了学校设置的课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靠读书，尤其是读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现在，法科学生很少或根本不读这方面的书籍，知识面自然狭窄，人文素质必然不高，进而，会影响到法律人的整体素质，这对我们建设法治十分不利。众所周知，在西方诸法治国家，法律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十分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近年来，许多学者也大力呼吁应提高中国法律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这种要求是正当而且必要的，也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的一环。但问题是，我们的法律人们是否具有那样的“素质”去获得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及威望。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能力与他所工作的地区的发达程度及他在这个地区中的社会地位一般是成正比例的。
其次，法学研究生素质的下降。近年来，研究生素质下降，学历贬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学研究生也不能例外。法学研究生素质下降的根由在于本科生素质的下降，两者是前后相关的联系。由于本科阶段学习的教条和知识面的狭窄，使得许多在本科阶段学习较好的学生考上研究生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呈现出一种类似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劣势”（注4）， 即以前那种学习路径不再起作用，迫不得已而更加着迷于他专业里的那一亩三分地。于是，学问不是越做越深，而是越做越僵化，越没有潜力。进而，为完成所谓的科研任务，掏钱发表论文成为时尚（注5）。
鉴于此，我认为，并呼吁。
第一，改革现有的法学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大学四年，应该拿出一年半的时间来开设一些少意识形态性而多科学性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通过一年半的时间，培养起法科学生基本的哲学社会科学常识，法学专业课则开设在余下的两年多时间里。
第二，要充分重视就业难对大学生学习的影响，减少以至根除学生中急功近利的心态，形成一种读书，静心读书，读自己喜欢书的氛围，让大学生在读书中获得乐趣。
历来，能对读书及教育问题谈四说三者，非资深之辈莫属。而我，又何德何能，明知故犯，岂不冒天下之不韪。所以想说，理由有二。一是作为一名正在接受法学教育的的学生，我对法学教育之现状有切肤之察，我更理解作为一名法科学生最需要什么。二是应该感谢《我的大学》，通过阅读及产生共鸣，使我终于鼓起勇气将心中积蓄已久的东西写出来。但就这本书而言，仍然有两点遗憾。一是作为回忆录，尤其是非专业作家撰写的回忆录，容易犯一个错误，即对回忆中的人和事往往流于过度的夸张和赞扬，使原来真切的事实变了味。在阅读一些文章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感觉到，似乎当时每个人都是“拼命三郎”，都很用功。多次翻阅之后才在舒扬的文章中释了惑，当时也有学生“平日不怎么认真读书，考试前就临时抱佛脚居然也能像模像样地混过去（第285页）”。其次，因为是人生和学术的回忆录，一些文章完全成了学术观点的堆彻，《老师栽树，学生乘凉》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没有读过作者写的论文，读起来就颇有点困难，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然而，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值得称道。对于生活在今日僵硬教育体制下想学点东西的莘莘学子来说，十分值得一读；对于关注中国大学教育、法学教育及其改革的人来说，也颇值一读。
注释：
（1）梁治平等：《我的大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李永宁执笔：《关于法学一系2001级学生综合状况系统问卷调查的总结报告》，2001年9月， http://www.nwupl.edu.cn/xwfb/subSite2596/program14340/15182.htm
（3）这里一个对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张卫平谈到“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像‘大字报’一样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这些文章无疑构成了当时大学的一道风景线（第141页）”。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各种各样的培训海报、招生广告也构成了一道风景线。尽管时代不同了，这种对比却颇值我们思考。
（4）杨小凯：《后发劣势》，载张曙光主编《思考变迁—经济演讲录》，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5）余杞：《研究生的论文》，载《读书》，200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