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认真贯彻《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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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工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有关单位：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已经2011年6月9日十四届市政府第78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快我市工业发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挥工业经济的支撑作用，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工业是我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和推动城市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切实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有力措施，创造良好环境，强力推进我市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条 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调整产业布局，集约发展新型工业。坚持工业向园区集中的原则，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高起点、高水平引入大中型工业项目，延长产业链，提高工业附加值，不断培育和壮大工业产业集群。

　　第四条 到2015年，我市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争取分别达到1000亿元和220亿元，年均增长17%；五大支柱产业产值均突破百亿元，其中，汽车制造产业产值达到200亿元；医药制造产值突破150亿元；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150亿元；光伏产业产值达到200亿元；机电制造业突破100亿元；年产值亿元以上企业总数达到90家；产值超10亿元企业超过10家。“十二五”时期全市工业总投资力争突破200亿元。

　　第五条 市财政从2012年起安排2亿元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并保持逐年增长，用于对在本市区域内注册并纳税的工业企业兑现本规定的各项扶持和奖励。

　　第六条 确保工业发展空间，合理规划并落实新增建设用地。在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中，要明确工业用地规划区域和规模，切实保障工业发展用地。争取“十二五”末全市工业用地新增30平方公里，并规划预留工业用地30平方公里。

　　第七条 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的新兴产业，积极支持和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继续支持和大力发展汽车制造、太阳能光伏、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机电制造、化纤纺织等优势支柱产业。

　　第八条 加强沟通协调，形成高效的行政管理机制。在现有的工业发展管理体制下，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在政府管理层面形成高效顺畅的行政管理机制。为此，成立市工业发展领导小组，审定、审批、协调全市在工业发展、招商引资工作中涉及的各类议题和事项。

　　第九条 评选并奖励“海口工业企业10强”。对年度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且入库税金超过1000万元的工业企业进行考评，综合排序前10名的企业由市政府予以通报表彰并奖励。

　　第十条 鼓励企业创税。以2009年以来的企业增值税、所得税实际入库数之和最高值（须超过300万元）为基数，对当年实际缴税超出基数100万元（医药生产和医药流通企业均为50万元）的税收增量的市级留成部分给予100%奖励。兑现奖励的企业税收入库数额作为下一次申报享受政策的基数。

　　第十一条 对实现规模扩张和效益增长的企业经营团队进行奖励。对年销售收入首次分别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50亿元、100亿元，并且与之相对应的实缴税金分别达到3000万元、6000万元、1.2亿元、3亿元、6亿元的工业企业，当年分别一次性奖励企业经营团队30万元、60万元、120万元、300万元、600万元，其中30%以上奖励给企业主要经营者。

　　第十二条 鼓励发展总部经济。在我市注册的工业企业将其总部从海口市行政区域外引进本市，该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且入库税金超过1000万元的，自总部营业执照申领之日起5年内，对该企业入库税金，按市级留成部分给予第一、二年100%、第三年70%、第四年60%、第五年50%的奖励。对所迁入的企业总部的税收、土地、房产、人才等方面的奖励和补贴办法另行制订。

　　第十三条 鼓励工业企业盘活存量土地。企业利用原有厂房、土地符合相关规定进行加层或新建厂房、增加设备实施“零地技改”项目，设备投资额超过500万元的，给予固定资产投资额（含土建）3%的补助。对符合建设规划且不改变工业用地性质的企业闲置厂房流转，可按规定转让并可按规定给予相关规费优惠。

　　第十四条 新建企业土地款奖励。凡在批准注册登记之日起2年内建成投产的工业企业，投产后当年或第二年企业年净入库税收（包括国税、地税）达10万元/亩以上，且年净入库税收达到300万元以上的（以国税局、地税局出具的证明为据），一次性给予所交纳土地款10%的奖励，在此基础上，每亩税收增加1万元的，增加所交纳土地款额1%的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所交纳土地款额的100%。

　　本市中心城区工业企业进行异地技改扩建或整体搬迁的，参照上述新建企业标准给予土地款奖励。

　　第十五条 新建、扩建工业项目的厂房、仓储及厂区的办公研发、值班宿舍、职工食堂等建筑，一律免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十六条 对新建工业企业给予税收扶持。新注册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000万元（含）以上的，自项目投产之日起3年内，给予企业上缴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市级留成部分100%扶持，第四、第五年给予50%扶持。

　　第十七条 鼓励企业加大设备投资。工业企业购置主要生产设备数额超过500万元（含），凭购置发票（以国税部门抵扣税凭证为据）和付款凭证一次性给予设备款3%的资助。

　　第十八条 鼓励企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对当年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称号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对当年新获得地理标志产品的企业，每个产品一次性奖励10万元。

　　鼓励企业加强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对全部通过质量体系认证（ISO9000）、环境体系认证（ISO14000）和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OHSAS18000）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性补贴。

　　第十九条 工业企业主导（或主持）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在标准发布当年，每个标准分别给予企业4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的奖励。

　　企业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生产，并获得采标标志的，当年每个标志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

　　第二十条 鼓励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循环经济试点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30万元、20万元；对通过国家级、省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30万元、20万元。

　　积极推广使用本市企业生产的节能产品。对被列入国家或省节能产品推广目录的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和20万元的奖励。

　　第二十一条 鼓励工业企业建立技术中心或工程研究中心。对当年新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或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的工业企业，给予3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补助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研发。

　　对经科技部等国家三部委评价考核，被认定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给予企业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第二十二条 培育工业企业专利战略意识。对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考核合格的国家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给予一次性15万元奖励。对工业企业将自主研发并取得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技术投入生产，在实现盈利的当年对每项专利技术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对工业企业引进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投入生产，在实现盈利的当年对每项专利技术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第二十三条 鼓励新药研发和自主创新。对工业企业取得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并落户本地生产的新药，给予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为：1类新药（含中药、化药）300万元；2类新药（含中药、化药）50万元；3类新药（含中药、化药）20万元。

　　第二十四条 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工业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首次股票公开发行辅导通过海南证监局验收后，一次性给予100万元补助；工业企业股票成功在国内外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一次性给予奖励200万元（仅限于总部在本市注册的工业企业）。

　　第二十五条 对企业担保贷款费用给予补助。工业企业通过本市担保公司担保并获得银行贷款，按照银行贷款数额的1%给予融资成本补贴。

　　第二十六条 对工业企业大宗运输支出给予补贴。对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且年运输费用超过100万元、年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且年入库税收超过500万元的工业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的运输费用补贴。

　　第二十七条 对工业企业主辅分离后新设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自开业年度起3年内营业税市级留成部分给予100%扶持。

　　第二十八条 支持企业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对工业企业引进的具备国家教育部认可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员工，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5项保险费用的，自第二年度起，按照年末在册人数，对符合条件的员工人数达20人以上的企业按每人每年1000元给予补贴。对企业引进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员工，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5项保险费用的，自第二年度起，按照年末在册人数，对符合条件的员工人数达10人以上的企业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的补贴。

　　第二十九条 加强对工业企业专业人才的服务。加快推进我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解决企业发展中所需各类人才及其配偶子女入户问题，并完善其子女教育保障机制。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为企业技术骨干解决落户、子女就学、优先购买保障性住房等问题。

　　在工业园区周边规划生活配套用地，用于解决职工住房困难。每年在市政府组织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中留出一定的房源安排给工业企业。工业企业年度入库增值税、所得税之和的市级留成部分达到200万元，当年给予1个保障性住房房源指标，由企业安排符合购买条件的本企业员工购买；每增加200万元增加1个指标，每家企业房源指标每年不超过5个。房源指标不得转让和买卖。

　　第三十条 年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且入库税金超过3000万的工业企业的高管人员，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超过10万元的，对其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市级留成部分给予100%的奖励。

　　第三十一条 工业项目落户工业园区，园区管理机构全力服务，市有关部门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为入园项目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环境。列入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的，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实行特事特办。

　　第三十二条 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污水管网、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围绕工业发展进行。发改部门要优先安排资金，确保工业园区建设与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公共交通、公安、消防、卫生、教育等社会服务功能也要积极向工业园区延伸，为工业园区投产运营创造良好的社会服务条件。

　　第三十三条 对重点工业项目或重点工业企业，实行重点保护制度。公安机关对重点保护对象依照法定程序确定为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公安机关对其内部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要予以倾斜性保护措施；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行政执法部门对损害企业利益的各类违法行为，要依法从严从快查处。市政府在市监察局设立投诉举报中心，发现问题，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第三十四条 凡属市内审批范围的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进入“绿色通道”，相关部门要安排专人全程跟踪，从快从简办理，从收到基本符合要求的全部申报材料之日起1周内办结；属省审批权限范围内的由市相关部门协助办理，在1个月内办结；涉及国家有关部委的由市相关部门协助办理，在3个月内办结。不能按期办结的，相关部门要向市政府报告并说明原因。

　　第三十五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所有规费实行“一站式”收费制度，由市政府服务中心所设窗口收取，任何单位不得再直接向企业收费。对未经批准的各类检查和乱收费行为，企业可以向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投诉。

　　第三十六条 市工业主管部门要建立起联络员制度，每个重点企业或重点工业项目都要有固定的工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负责该企业或项目的跟踪服务与联系，主动发现问题并协调解决，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企业如有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可直接向联络员反映，加快信息反馈速度，提高政府解决问题的时效性。

　　第三十七条 固定资产总投资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项目可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但不重复享受本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八条 凡是申请享受本规定各项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鼓励类工业行业；当年未发生安全生产死亡事故或其它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当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当年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低于上年水平，凡签订节能目标责任书的企业必须达到考核要求。

　　同一企业符合本规定和市政府其他相关规定多项扶持奖励政策的，企业可按就高就宽原则择一申请。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2月5日市政府发布的《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海府〔2008〕88号）、2009年6月20日市政府发布的《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发展若干规定的实施细则》（海府〔2009〕58号）同时废止。

　　第四十条 本规定应用的具体问题由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