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人民政府与州总工会联席会议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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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人民政府与州总工会联席会议暂行办法》的通知
文政办发〔2004〕15号
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人民政府与州总工会联席会议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充分发挥工会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社会调节作用，密切政府与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增强各级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政治稳定。现将《文山州人民政府与州总工会联席会议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四年一月十八日
文山州人民政府与州总工会联席会议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充分发挥工会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社会调节作用，密切政府与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增强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促进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政治稳定，推动全州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联席会议是政府与工会相互沟通的重要渠道，也是工会参政议政，从源头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州人民政府与州总工会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至两次，如遇紧急和重要问题，经过提前协商可随时举行。
第三条 联席会议坚持维护政府权威与尊重工会独立性相统一的原则，协商解决涉及职工队伍和工会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四条 联席会议由政府或行政管理部门向工会通报政府的重要工作部署和与工会工作有关的行政措施；由工会通报围绕大局开展工作的情况及职工队伍的情况。听取工会对制定有关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和措施的意见和建议，并就职工的劳动就业、工资分配、社会保障、生活福利和其他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协商，提出解决措施。
第五条 联席会议的议题，由州长或副州长和州总工会主席共同商议确定。州长或副州长主持联席会议，州总工会主席、副主席及与议题有关的州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
第六条 联席会议确定的事项，要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签发，州总工会会签。州人民政府有关委办局和州总工会应认真贯彻落实，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州总工会分别负责督促检查。落实结果要在下次联席会议上予以通报。
第七条 联席会议视情况可邀请劳动模范、职工代表、基层工会干部、新闻记者旁听，并根据需要经过审核发布新闻。
第八条 有关联席会议的会务安排，由州人民政府秘书长或联系工会工作的副秘书长牵头，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州总工会共同承办。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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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罪状”之提出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
欧锦雄
摘要：目前，我国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罪状应采用一种新罪状——“寄宿罪状”。寄宿罪状的制定可以使各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具有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且构成要件明确化，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寄宿罪状的制定还可以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更具科学性，也可以使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愈趋完善。文章对寄宿罪状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制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不纯正、寄宿罪状、罪刑法定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真正不作为犯罪，它是指刑法规定的、唯有以不作为的方式才能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般认为，它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对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并不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
作为犯罪具有基本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确有定罪处罚之必要，因此，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以便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为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笔者斗胆地提出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关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争论及评析
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外国刑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一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有无必要制定“寄宿罪状”的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目前，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论述其理由。以前的义务侵害说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义务侵害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迈耶在批判“保证人说”时指出，这里的法定义务（保证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犯罪构成中。 因此，法定义务就只能在习惯法上寻找。这缺乏实定法的根据，是构成要件的扩张。 因此，处罚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不外乎是类推适用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这违反罪刑法定主义。（2）阿明•考夫曼及魏采尔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独立于作为犯构成要件的、没有规定在法规上的命令构成要件。其结果处
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类推适用具有共同的保护法益及法定刑的作为犯构成要件，从而产生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疑问。（3）金泽文雄则指出，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作为义务为其本质构成的，而该作为义务产生于命令规范，故不真正不作为是违反命令规范的犯罪。而规定作为犯的规范是一种禁止规范，根据作为犯的处罚规定，认定违反命令规范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无疑是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4） 而黎宏博士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相抵触的。（5）上述学者分别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角度来阐述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上的通说仍然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并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非类推解释。（6）日高义博认为，在今天，“禁止类推解释”并不是要求严格的文理解释。通说允许扩张解释而不允许类推解释，两者的区别是由是否超出了刑法条文预定范围的解释决定的。通说上允许的扩张解释，也可以说是运用了某种程度上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以合目的性和逻
辑必然性为标准来区分。（7）日高义博还提出，“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来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解决了等置问题。既然等置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说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且所明确的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说明了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同时，既然在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上寻求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就明确限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同时又为法官进行构成要件的补充提供了指南，所以，满足了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之一的‘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8）香川达夫则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9）肖中华博士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归根结底属于法律解释或学理上的问题。（10）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是否是类推解释、如何对待类推解释的角度，或者从法律解释、学理的角度来说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犯罪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之法定是指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什么，均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刑之法定是指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每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均由法律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以下几个派生原则：禁止类推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明确性原则。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是不同的。首先，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较大的区别。两者损害的客体（法益）和主观要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主体要求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而作为犯罪的主体不要求负有这种特定义务。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犯罪客观要件，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是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11） 其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性规范）。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应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指鹿为马，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这势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我国新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实务界依以往的习惯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可否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其定罪处罚呢？关于类推和类推解释的问题，刑法学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禁止类推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和类推解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已成为通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例如，甘雨沛教授、何鹏教授在论著中提到，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绝对禁止类推及类推解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过于拘泥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绝对禁止类推运用，有碍于刑法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解释论。因此，丹麦、格陵兰等国家在刑法典中也有类推适用的规定，有的国家如日本，虽在宪法中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但却借扩张解释之名，进行类推解释之实。（12）对于后一种观点，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类推和类推解释制度的情况下，即使说，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可以认为其遵循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若仅以学理适用类推，则绝对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对其定罪处
罚，就属于无法律依据的、牵强的学理类推，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解决其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问题， 具体做法是后文提到的“寄宿罪状”的制定。一旦科学地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即可消除或减少前述的理论纷争。
香川达夫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可罚性，这是在无法通过立法来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主张。而他所肯定的类推解释其实是学理的类推解释。日高义博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解决等置问题，以此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是，由于刑法典并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更没有规定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因此，日高义博的解释也无法摆脱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肖中华博士提出的依法律解释或学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问题，同样，也存在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或越权解释之嫌。应当强调，对于类推解释，若刑法典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甚至司法解释也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那么，这些类推解释属于学理上的类推解释，它们均无法律效力，而越权解释同样也无法律效力，司法人员若以此为据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则违反罪刑原则。
二、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
既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可罚性，而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国刑法典在立法上应明文规定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的内容，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有法可依。为了在刑法典上更科学地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确有必要考察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刑事立法例及立法态度。通过考察，若发现有可用的刑法立法例或可参考的立法主张，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或借鉴其合理之处，并进行必要的立法创新。寄宿罪状之提出，即是在考察各国立法态度后受到启发而产生的立法创新思想。
从各国的刑法立法例及有关争论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有以几种：
（一）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持该种立法态度的国家有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国，与此相应，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观念得到广泛支持，所以，在法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不可罚的。（13）
（二）采取在总则中设立一般处罚规定的方法。最近的立法例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14）例如，德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由不作为实施）
（1）对符合刑罚法规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之结果，不防止其发生者，依该法规处罚之；但以依法必须保证不发生结果且其不作为与由作为而实现法定构成要件之情形相当者为限。
（2）不作为犯之刑，得以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之。”（15）
（三）采用在分则中规定的方法。分则立法的大致目标可以说是把至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典型的犯罪形态个别地规定，（16）或者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逐个地规定。例如，关于不作为杀人的规
定，格林瓦尔德提出在杀人罪规定的后面设立如下关于防止死亡结果的规定：
“第×条（不防止死亡结果）
1、不防止人的死亡结果，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和导致人的死亡者视为同等。
（1）和被害人是亲子关系或是其配偶者；
（2）和被害人在生活中结为密切关系者；
（3）承担保护被害人之责任者；
（4）从事与被害人同时伴有危险之工作者；
（5）由危险行为导致发生死亡之高度盖然性者。
但是，不作为之刑罚，得依第六十五条减轻之。
2、没有阻止成年人自杀者，且其自杀基于自由决意，而决意并非由于事实之错误的情形，不予处罚。”（17）
（四）放弃考虑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因为立法技术上不能明确规定法定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及范围，就不能满足构成要件明确
性要求。具体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应象以往那样，委托给学说，判例。（18）
笔者认为，第一种立法态度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社危害性大体相当，确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因此，这一观点是不值得赞同。
第二种立法态度主张在总则中设立一般性处罚规定，其目的是想解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立法例及理论解释来看，其规定的内容只作一般的、宣言性的原则规定，且其理论在解释上不将总则的规定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看待,所以,其无法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这同样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种态度主张在分则中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若按这种作法就需要大规模地修改刑法典，这将会使刑法典变得过于庞大和繁杂。
庞大而繁杂的刑法典，不利于司法，也不利于普法，因此，这一立法主张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种态度主张放弃考虑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但是，前文已论证，在刑法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罚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从前述四种立法态度看，它们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我国刑事立法不能照搬其刑法立法
例，也不能不加分析就全部接受其立法观点。笔者认为，就不纯正不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厅（局）、监察厅（局）、民政厅（局）、司法厅（局）、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局、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建设厅（委）及有关部门、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人民政府法制办、银监局、证监局，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中心支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相关单位：
现将《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 央 组 织 部
中 央 宣 传 部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 安 部
监 察 部
民 政 部
司 法 部
国 土 资 源 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 国 银 监 会
中 国 证 监 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七日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指示精神，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协作配合的执行工作新格局，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问题长效机制，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有效执行，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依据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现就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移送的在执行工作中发现的党员、行政监察对象妨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和违反规定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违法违纪线索，应当及时组织核查；必要时，应当立案调查。对于党员、行政监察对象妨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或者违反规定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以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应当依法依纪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第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通过群众信访举报、干部考察考核等多种途径，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员、公务员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以及非法干预、妨害执行等情况，对有上述问题的党员、公务员，通过诫勉谈话、函询等形式，督促其及时改正。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非法干预或妨碍执行的党员、公务员，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条 新闻宣传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各界树立诚信意识，形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良好风尚；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配合人民法院建立被执行人公示制度，及时将人民法院委托公布的被执行人名单以及其他干扰、阻碍执行的行为予以曝光。
第四条 综合治理部门应当将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重视和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被执行人特别是特殊主体履行债务情况、有关部门依法协助执行的情况、执行救助基金的落实情况等，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建立健全基层协助执行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配合人民法院做好执行工作。
第五条 检察机关应当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其他妨害执行构成犯罪的人员，及时依法从严进行追诉；依法查处执行工作中出现的渎职侵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
第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和其他妨害执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在接到人民法院通报后立即出警，依法处置。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户籍信息、下落，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人民法院需要拘留、拘传的被执行人的，及时向人民法院通报情况；对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决定拘留的人员，及时予以收押。协助限制被执行人出境；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车辆查封、扣押和转移登记等手续；发现被执行人车辆等财产时，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第七条 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备案审查监督职责，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有关政府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发现有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规定、违反法定程序、规定不适当等情形，不利于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工作的，应当依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救助工作。
第九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查询被执行人有关工程项目的立项情况及相关资料；对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的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手续，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依法协助人民法院停止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债务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自觉性。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依法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观念教育，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对监狱、劳教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指导律师、公证人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当事人工作，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监狱、劳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对服刑、劳教人员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积极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第十一条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及时查询有关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及相关权属等登记情况，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等的查封、预查封和轮候查封登记，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采矿权、探矿权等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依法予以办理。
第十二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及时查询有关房屋权属登记、变更、抵押等情况，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房屋查封、预查封和轮候查封及转移登记手续，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正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等手续的，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轮候查封的人民法院违法要求协助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依法不予办理。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依法予以办理。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工程项目的规划审批情况，向人民法院提供必要的经批准的规划文件和规划图纸等资料。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涉案项目规划审批手续的，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将房地产、建筑企业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情况，记入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信用档案，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对拖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制裁措施。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查询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被执行人的账户信息；将人民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第十四条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当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的开户、存款情况，依法及时办理存款的冻结、轮候冻结和扣划等事宜。对金融机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制定金融机构对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进行必要限制的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应当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将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作为审批贷款时的考量因素。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涉及金融债权的，可以采取不开新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对外支付等制裁措施。
第十五条 证券监管部门应当监督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查询、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督促作为被执行人的证券公司自觉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协助人民法院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提供被执行人的纳税情况等相关信息；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提供被执行人的退税账户、退税金额及退税时间等情况。被执行人不缴、少缴税款的，请求法院依照法定清偿顺序追缴税款，并按照税款预算级次上缴国库。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等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被执行人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冻结、转让登记手续。对申请注销登记的企业，严格执行清算制度，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逐步将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录入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系统。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执行案件的有关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录入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并与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实现链接，为执行联动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基础数据信息。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联动措施的，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或司法建议函等法律文书，并送达有关部门。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或司法建议函后，应当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协助采取执行联动措施。有关协助执行部门不应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司法建议函等进行实体审查。对人民法院请求采取的执行联动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但不应当拒绝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一条 被执行人依法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执行联动措施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解除相应措施。被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解除执行联动措施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第二十二条 为保障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成立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联动机制建立和运行中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工作。
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的联络工作。
各地应成立相应的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级政法委员会牵头，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解决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执行联动机制顺利运行。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不依照本意见履行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者报请执行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协调解决，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为确保本意见贯彻执行，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融合
欧锦雄
摘要：目前，我国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为了使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全面贯彻，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罪状应采用一种新罪状——“寄宿罪状”。寄宿罪状的制定可以使各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具有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且构成要件明确化，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寄宿罪状的制定还可以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更具科学性，也可以使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愈趋完善。文章对寄宿罪状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其制定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不作为、犯罪、不纯正、寄宿罪状、罪刑法定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真正不作为犯罪，它是指刑法规定的、唯有以不作为的方式才能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般认为，它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对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并不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但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
作为犯罪具有基本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确有定罪处罚之必要，因此，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以便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为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笔者斗胆地提出制定“寄宿罪状”的立法主张，以求教于刑法界同仁。
一、关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争论及评析
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外国刑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予以足够重视。这一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研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基础问题，同时，也是有无必要制定“寄宿罪状”的理论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目前，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论述其理由。以前的义务侵害说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不是成文法而是习惯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义务侵害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1）迈耶在批判“保证人说”时指出，这里的法定义务（保证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在犯罪构成中。 因此，法定义务就只能在习惯法上寻找。这缺乏实定法的根据，是构成要件的扩张。 因此，处罚违反法定义务的不作为不外乎是类推适用作为犯的犯罪构成要件， 这违反罪刑法定主义。（2）阿明•考夫曼及魏采尔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独立于作为犯构成要件的、没有规定在法规上的命令构成要件。其结果处
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类推适用具有共同的保护法益及法定刑的作为犯构成要件，从而产生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抵触的疑问。（3）金泽文雄则指出，不真正不作为犯是以作为义务为其本质构成的，而该作为义务产生于命令规范，故不真正不作为是违反命令规范的犯罪。而规定作为犯的规范是一种禁止规范，根据作为犯的处罚规定，认定违反命令规范的不真正不作为犯，无疑是类推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4） 而黎宏博士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是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相抵触的。（5）上述学者分别从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禁止类推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角度来阐述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上的通说仍然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并认为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非类推解释。（6）日高义博认为，在今天，“禁止类推解释”并不是要求严格的文理解释。通说允许扩张解释而不允许类推解释，两者的区别是由是否超出了刑法条文预定范围的解释决定的。通说上允许的扩张解释，也可以说是运用了某种程度上的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以合目的性和逻
辑必然性为标准来区分。（7）日高义博还提出，“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来填补不真正不作为犯存在结构上的空隙，解决了等置问题。既然等置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说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且所明确的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说明了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同时，既然在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上寻求解决等置问题的标准，也就明确限定了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同时又为法官进行构成要件的补充提供了指南，所以，满足了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之一的‘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8）香川达夫则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9）肖中华博士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归根结底属于法律解释或学理上的问题。（10）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是否是类推解释、如何对待类推解释的角度，或者从法律解释、学理的角度来说明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笔者认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犯罪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新刑法典第3条明文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包括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罪之法定是指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什么，均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刑之法定是指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每种犯罪的量刑幅度如何，均由法律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以下几个派生原则：禁止类推原则、排斥习惯法原则、明确性原则。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是不同的。首先，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较大的区别。两者损害的客体（法益）和主观要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主体要求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而作为犯罪的主体不要求负有这种特定义务。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犯罪客观要件，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是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11） 其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性规范）。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应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指鹿为马，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这势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目前，我国新刑法典并未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实务界依以往的习惯仍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进行定罪处罚，这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可否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其定罪处罚呢？关于类推和类推解释的问题，刑法学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禁止类推和类推解释，因为类推和类推解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这已成为通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例如，甘雨沛教授、何鹏教授在论著中提到，绝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绝对禁止类推及类推解释的，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文化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过于拘泥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绝对禁止类推运用，有碍于刑法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解释论。因此，丹麦、格陵兰等国家在刑法典中也有类推适用的规定，有的国家如日本，虽在宪法中规定了罪刑法定主义，但却借扩张解释之名，进行类推解释之实。（12）对于后一种观点，在刑法典明文规定类推和类推解释制度的情况下，即使说，适用类推和类推解释可以认为其遵循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若仅以学理适用类推，则绝对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笔者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我国，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在法律没有规定类推制度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类推解释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对其定罪处
罚，就属于无法律依据的、牵强的学理类推，这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其实，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来说，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解决其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化的问题， 具体做法是后文提到的“寄宿罪状”的制定。一旦科学地解决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即可消除或减少前述的理论纷争。
香川达夫正面肯定类推解释，从而肯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可罚性，这是在无法通过立法来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主张。而他所肯定的类推解释其实是学理的类推解释。日高义博根据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解决等置问题，以此认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依据的是构成要件的恰当解释，而并非罪刑法定主义所禁止的类推解释。但是，由于刑法典并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更没有规定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构成要件的等价值性，因此，日高义博的解释也无法摆脱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肖中华博士提出的依法律解释或学理解决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问题，同样，也存在学理的类推解释之嫌或越权解释之嫌。应当强调，对于类推解释，若刑法典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甚至司法解释也未明文规定允许适用，那么，这些类推解释属于学理上的类推解释，它们均无法律效力，而越权解释同样也无法律效力，司法人员若以此为据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则违反罪刑原则。
二、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
既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具有可罚性，而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因此，我国刑法典在立法上应明文规定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的内容，从而使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有法可依。为了在刑法典上更科学地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确有必要考察各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刑事立法例及立法态度。通过考察，若发现有可用的刑法立法例或可参考的立法主张，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或借鉴其合理之处，并进行必要的立法创新。寄宿罪状之提出，即是在考察各国立法态度后受到启发而产生的立法创新思想。
从各国的刑法立法例及有关争论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态度有以几种：
（一）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持该种立法态度的国家有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国，与此相应，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观念得到广泛支持，所以，在法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是不可罚的。（13）
（二）采取在总则中设立一般处罚规定的方法。最近的立法例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14）例如，德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规定：
“第十三条（由不作为实施）
（1）对符合刑罚法规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之结果，不防止其发生者，依该法规处罚之；但以依法必须保证不发生结果且其不作为与由作为而实现法定构成要件之情形相当者为限。
（2）不作为犯之刑，得以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减轻之。”（15）
（三）采用在分则中规定的方法。分则立法的大致目标可以说是把至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典型的犯罪形态个别地规定，（16）或者把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形态逐个地规定。例如，关于不作为杀人的规
定，格林瓦尔德提出在杀人罪规定的后面设立如下关于防止死亡结果的规定：
“第×条（不防止死亡结果）
1、不防止人的死亡结果，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和导致人的死亡者视为同等。
（1）和被害人是亲子关系或是其配偶者；
（2）和被害人在生活中结为密切关系者；
（3）承担保护被害人之责任者；
（4）从事与被害人同时伴有危险之工作者；
（5）由危险行为导致发生死亡之高度盖然性者。
但是，不作为之刑罚，得依第六十五条减轻之。
2、没有阻止成年人自杀者，且其自杀基于自由决意，而决意并非由于事实之错误的情形，不予处罚。”（17）
（四）放弃考虑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因为立法技术上不能明确规定法定作为义务产生的根据及范围，就不能满足构成要件明确
性要求。具体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应象以往那样，委托给学说，判例。（18）
笔者认为，第一种立法态度完全否认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社危害性大体相当，确有以刑罚处罚的必要。因此，这一观点是不值得赞同。
第二种立法态度主张在总则中设立一般性处罚规定，其目的是想解决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从现有立法例及理论解释来看，其规定的内容只作一般的、宣言性的原则规定，且其理论在解释上不将总则的规定作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看待,所以,其无法使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化,这同样有违于罪刑法定原则。
第三种态度主张在分则中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若按这种作法就需要大规模地修改刑法典，这将会使刑法典变得过于庞大和繁杂。
庞大而繁杂的刑法典，不利于司法，也不利于普法，因此，这一立法主张也是不可取的。
第四种态度主张放弃考虑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但是，前文已论证，在刑法未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罚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从前述四种立法态度看，它们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问题上，我国刑事立法不能照搬其刑法立法
例，也不能不加分析就全部接受其立法观点。笔者认为，就不纯正不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厅（局）、监察厅（局）、民政厅（局）、司法厅（局）、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局、国土资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建设厅（委）及有关部门、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人民政府法制办、银监局、证监局，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中心支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相关单位：
现将《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 央 组 织 部
中 央 宣 传 部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 安 部
监 察 部
民 政 部
司 法 部
国 土 资 源 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中 国 银 监 会
中 国 证 监 会
二〇一〇年七月七日
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指示精神，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协作配合的执行工作新格局，建立健全解决执行难问题长效机制，确保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有效执行，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依据有关法律、政策规定，现就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提出以下意见。
第一条 纪检监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移送的在执行工作中发现的党员、行政监察对象妨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和违反规定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违法违纪线索，应当及时组织核查；必要时，应当立案调查。对于党员、行政监察对象妨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或者违反规定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以及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应当依法依纪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第二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通过群众信访举报、干部考察考核等多种途径，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员、公务员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以及非法干预、妨害执行等情况，对有上述问题的党员、公务员，通过诫勉谈话、函询等形式，督促其及时改正。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非法干预或妨碍执行的党员、公务员，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条 新闻宣传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宣传，教育引导社会各界树立诚信意识，形成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良好风尚；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配合人民法院建立被执行人公示制度，及时将人民法院委托公布的被执行人名单以及其他干扰、阻碍执行的行为予以曝光。
第四条 综合治理部门应当将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重视和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被执行人特别是特殊主体履行债务情况、有关部门依法协助执行的情况、执行救助基金的落实情况等，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考核范围。建立健全基层协助执行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配合人民法院做好执行工作。
第五条 检察机关应当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其他妨害执行构成犯罪的人员，及时依法从严进行追诉；依法查处执行工作中出现的渎职侵权、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
第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严厉打击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和其他妨害执行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以暴力、威胁方法妨害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在接到人民法院通报后立即出警，依法处置。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户籍信息、下落，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人民法院需要拘留、拘传的被执行人的，及时向人民法院通报情况；对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决定拘留的人员，及时予以收押。协助限制被执行人出境；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车辆查封、扣押和转移登记等手续；发现被执行人车辆等财产时，及时将有关信息通知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
第七条 政府法制部门应当依法履行备案审查监督职责，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有关政府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命令，发现有超越权限、违反上位法规定、违反法定程序、规定不适当等情形，不利于人民法院开展执行工作的，应当依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民政部门应当对生活特别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救助工作。
第九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查询被执行人有关工程项目的立项情况及相关资料；对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的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手续，协调有关部门和地方，依法协助人民法院停止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债务人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自觉性。对各级领导干部加强依法支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观念教育，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思想。对监狱、劳教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指导律师、公证人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做好当事人工作，积极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监狱、劳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对服刑、劳教人员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积极协助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第十一条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及时查询有关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及相关权属等登记情况，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等的查封、预查封和轮候查封登记，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采矿权、探矿权等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依法予以办理。
第十二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及时查询有关房屋权属登记、变更、抵押等情况，协助人民法院及时办理房屋查封、预查封和轮候查封及转移登记手续，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法院。被执行人正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等手续的，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轮候查封的人民法院违法要求协助办理房屋登记手续的，依法不予办理。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手续的，依法予以办理。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工程项目的规划审批情况，向人民法院提供必要的经批准的规划文件和规划图纸等资料。被执行人正在申请办理涉案项目规划审批手续的，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将房地产、建筑企业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情况，记入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信用档案，向社会披露有关信息。对拖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的被执行人，依法采取制裁措施。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查询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中被执行人的账户信息；将人民法院提供的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第十四条 银行业监管部门应当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的开户、存款情况，依法及时办理存款的冻结、轮候冻结和扣划等事宜。对金融机构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制定金融机构对被执行人申请贷款进行必要限制的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应当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将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作为审批贷款时的考量因素。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的被执行人，涉及金融债权的，可以采取不开新户、不发放新贷款、不办理对外支付等制裁措施。
第十五条 证券监管部门应当监督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依法协助人民法院查询、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督促作为被执行人的证券公司自觉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执行的行为，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协助人民法院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提供被执行人的纳税情况等相关信息；根据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提供被执行人的退税账户、退税金额及退税时间等情况。被执行人不缴、少缴税款的，请求法院依照法定清偿顺序追缴税款，并按照税款预算级次上缴国库。
第十七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等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协助人民法院办理被执行人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冻结、转让登记手续。对申请注销登记的企业，严格执行清算制度，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逃避执行。逐步将不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录入企业信用分类监管系统。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执行案件的有关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录入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并与有关部门的信息系统实现链接，为执行联动机制的顺利运行提供基础数据信息。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对被执行人采取执行联动措施的，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或司法建议函等法律文书，并送达有关部门。
第二十条 有关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或司法建议函后，应当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协助采取执行联动措施。有关协助执行部门不应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司法建议函等进行实体审查。对人民法院请求采取的执行联动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但不应当拒绝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一条 被执行人依法履行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者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执行联动措施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有关规定的，应当解除相应措施。被执行人提供担保请求解除执行联动措施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第二十二条 为保障执行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成立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执行联动机制建立和运行中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工作。
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的联络工作。
各地应成立相应的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执行联动机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各级政法委员会牵头，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研究解决执行联动机制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执行联动机制顺利运行。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不依照本意见履行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或者报请执行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协调解决，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 为确保本意见贯彻执行，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